——“龙湾之战”赏析
五有先生
壹
至正二十年（此年刘基五十岁）三月，吴国公朱元璋征召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到建康（南京）。他们晋见时，吴国公很是高兴，赐坐，慰劳说：“我为天下而委屈四先生了。现在天下纷争，何时能定呢？”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不喜欢杀人的，才会统一天下呢。”吴国公称赞他讲得好。而刘基，除了陈述“时务十八策”，又对吴国公说了这么一番话：
“明公因天下大乱，崛起于草莽之间，土是一尺土，人是一个人，本没什么资本可凭借的，但现在却是名号很是光明正大，做事很能应顺民心。这正是王者之师啊！现在，我们有两大敌人，陈友谅处在我们的西边，张士诚处在我们的东边。陈友谅占据饶州、信州，跨有荆州、襄州，几乎占了天下的一半。而张士诚仅有边海之地，南不过绍兴，北不过淮扬，首鼠两端，窜伏那里，内心叛元，表面归附，是个保守窝囊废，没什么大作为的。陈友谅却不同，他挟制他的主子而胁迫他的部下，部下都是心里抵触很不欢心。他这人生性凶悍，玩起来不要命，是不难倾其国而与人争锋的。但他频繁兴兵，民众疲敝。这样，就部下抵触而心不满，民众疲敝而不拥护了。可见，这家伙也还是容易对付的。猎兽应先取猛兽，擒贼应先擒强贼。当今之计，不如先讨伐陈友谅的汉。汉地广大，取得了汉地，天下的大格局也就形成咯！”
这一番话，就很像是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我们就把刘基的称为“建康对”吧），难怪吴国公听了非常高兴，说：“先生凡有妙计，都不要顾忌，都要畅所欲言哟！”于是设“礼贤馆”来招待刘基等，待遇非常优厚。①
又据《太祖实录》载：“其后，上决策取士诚，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基所，屏人语，移时乃去。” ②
刘基的“建康对”，规划的是东西关系问题，而这里的则是南北关系问题了。刘基的先西后东，再先南后北的策划，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用兵后先”。③
而本文要赏析的“龙湾之战”，正是实施“用兵后先”这个大战略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没了这第一步，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鄱阳湖大战，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朱明天下了。正像刘基所说，“以成王业，在此举也”，没有此举，中国历史将会改写。
贰
龙湾之战，史书多有记载。④其中，《明史纪事本末》与《续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全面。比了比，我觉得也还是《续资治通鉴》的更好：内容翔实，符合实际，写法巧妙，可读性强。我就把这原文引录在下⑤（为节省部分读者查字典的时间，我把里面的一些词语的意思也替他们查了；并为有助加深对这部分文字的了解，在相关地方，我作了几个提示）——
【至正二十年润五月】庚申（初五），陈友谅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士诚未报（答复），友谅自采石（地名）引舟师东下，建康大震。
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言决死一战，战不胜，走未晚也。独刘基张目不言。吴国公心非诸将议，召基入内问计，基曰：“先斩主降及奔钟山者！”公曰：“先生计安出？”基曰：“天道后举者胜（天意是后发者能取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明公若倾府库，以开士怒至诚（疑有误。《刘公行状》作“开至诚”，“士怒”当为衍文），以固人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公意益决。
提示一：
吴国公虽是“心非诸将议”，但到底具体该怎么办，他还是心中没底，所以“召基入内问计”，问“先生计安出”。这里，虽然对“先生之计”的记载较为简略，但事实上刘基已该是胸有成竹，对后面的龙湾之战已有个大体的盘算。接着，具体的操作当然是朱元璋了，他是吴的统帅，是总指挥，具有实施计划的强权力。而刘基只能做个幕后人了。
或议先复太平（地名，在安徽，原为朱元璋地，时被陈友谅攻取）以牵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筑垒，濠堑深固，陆攻必不破，彼以巨舰乘城，故陷。今彼据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突然，马上）难复也。”或劝自将（带兵）迎击，公曰：“不可，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以舟师顺流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引还，已穷日（一整日）矣。百里趋战，兵法所忌，非良策也。”
乃驰谕（派人奔驰通知）胡大海（朱元璋名将），以兵捣信州以牵其后，而召指挥康茂才谕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旧与友谅游，今友谅入寇，吾欲速其来，非汝不可。汝今作书伪降，约为内应，且招之速来，绐（蒙骗）告以虚实，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茂才曰：“诺。家有老阍（看门人），旧尝事（侍候）友谅，使赍书（送信）往，必信。”公以语（告诉）李善长，善长曰：“方忧寇来，何更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来而先破之，则士诚胆落矣。”
提示二：
《续资治通鉴》的文字剪裁能力是很强的，通过对比的手法，将刘基加以突出。有三个对比：其一，是其他“献计者”与刘基之比。这从朱元璋的态度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献计者”是“心非诸将议”，而听了刘基献计后是“公意益决”。其二，对“或议”的种种，朱元璋都加否决：“不可”，“非良策也”。对“或议”的否决，就是对刘基的肯定。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必都是朱元璋的高参，其中会有陶安、朱升、胡深等等的，当然还包括浙东四先生的另外三位：章溢、叶琛和宋濂。我们虽不清楚“献计者”和“或议”者里有没有他们之一，但可以肯定，他们都没有提供好的建议。在军事谋略方面，他们和刘基，还是相差一个档次的。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个对比：刘基和李善长的对比。当朱元璋将诱敌深入的事告诉李善长后，李善长竟然说：“正愁陈友谅侵入，为什么还要更快地把他招引过来啊？”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就看出了李善长在军事方面的低能，跟刘基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了。朱元璋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这当然是客观公允的。一个好的“办公室主任”是也需天赋的。但军事天才，五百年名世，是可遇而不可求，更是难得。朱元璋没李善长，较容易再找一个，但没了刘基，就没再第二个了。
阍者至友谅军，友谅得书，甚喜，问：“康公今何在？”阍者曰：“见（现）守江东桥。”又问：“桥何如？”曰：“木桥也。”乃与酒食遣还，谓曰：“归语康公，吾即（立即，很快）至，至则呼老康为验（作信号）。”阍者诺。归，具以告。公喜曰：“贼入吾彀（圈套，牢笼）中矣！”乃命善长夜撤江东桥，易以铁石。比旦（及天亮），桥成。
有富民自友谅军中逸（奔逃）归者，言友谅问新河口道路。即令张德胜跨新河，筑虎口城以守之；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石灰山侧，徐达等陈兵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公（吴国公）总大军屯卢龙山，令持帜者偃（放倒）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各严师（严阵）以待。
乙丑（初十），友谅舟师至大胜港，杨璟整兵御之。港狭，仅容二舟入，友谅以舟不得并进，遽（急）引退，出大江，径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无应者，知见绐，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馀向龙湾，先遣万人登岸立栅（战时设置用以防御的栅栏），势甚锐。时酷暑，公衣紫茸甲，张盖（伞子）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公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人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赤帜举，下令拔栅，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挥）其军来争。战方合而雨止。
提示三：
“时酷暑，公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公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人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么，能预测“天将雨”的人会是谁呢？最有可能的，当然是刘基而不是朱元璋了。只不过是将刘基的预测，通过朱元璋的口说出来罢了。朱元璋自己就说过：“及将临敌境，尔（刘基）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⑥又说：刘基“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休光，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 ⑦
命发鼓，鼓大震，黄帜举，国胜、遇春伏兵起，达兵亦至，德胜、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披靡（大败），不能支，遂大溃。兵走（奔跑）登舟，值潮退，舟胶浅，猝不能动，杀、溺死无算（无数），俘其卒二万馀，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兴、刘世衍等皆降，获巨舰百馀艘。友谅乘别舸脱走。得茂才书（书信）于其所弃舟卧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
大家读过上面的文字后，就已会意识到：“龙湾之战”完全是由刘基 “创造”出来，再由朱元璋“打造”而成的。这是他们的大手笔。这就应了《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了：“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也即“能使敌人自至者”。⑧
还需说明的是，对刘基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可能还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太祖实录》之《刘基传》载：“是时，陈友谅将入寇，诸将议欲上自将御之，纷纷莫能定。上曰：‘今天道后举者胜，若伏兵江岸，俟其至而击之，可以成功’。基适从外至，因赞曰：‘上言是也’。”
从这段话看，龙湾之战的想法似乎首先是由朱元璋自己提出，而得到了刘基的支持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认为，《太祖实录》的“基适从外至”的情况描述当然是真实的，但这是朱元璋和刘基的事先约定。先是朱元璋“召基入内问计”，而后由朱元璋当众宣布，刘基又从旁赞同强调。不作如此解释，就会难以讲通。因为，后来的《国初群雄史略》《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当然包括《续资治通鉴》等，都是确认是朱元璋“召基入内问计”的事实的。他们对史料的如此处理，特别是《国初群雄史略》《明史》等，是历代史家的集体智慧的判断。而《太祖实录》那样的记载，是个特殊。我们又知道，《刘公行状》的记载内容，跟《国初群雄史略》《续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也是相同的，而《刘公行状》的写成是在朱元璋在世时。若是龙湾之战的主张真的是由朱元璋自己定出的，作者黄柏生和刘基的儿子刘璟他们就根本不敢移花接木，把朱元璋的功劳归到刘基的身上去。那是会有灭门之祸的！⑨
叁
为对“龙湾之战”作更深度的剖析，我想用几个“为什么”来进行。我觉得，若是将这几个“为什么”搞清楚了，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龙湾之战”是刘基与朱元璋的“大手笔”，也就会明白为什么稍后的“鄱阳湖大战”是谁败谁胜，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最终的天下是鹿死谁手了。
龙湾之战，是一个神奇的战役！那么，神奇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就来逐个剖析。
第一个为什么——
“方忧寇来，何更速之？”正愁陈友谅来犯呢，为什么还希望他早点来？这是李善长提出的问题。
朱元璋的回答是：“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来而先破之，则士诚胆落矣。”朱元璋、刘基他们的“速其来”，就是怕“二寇合，吾何以支”。朱元璋的解答精要而正确。
而《明史纪事本末》却是说：“友谅既僭大号，遣使约张士诚同入寇。士诚龌龊（器量局促，狭小）自固，不敢应。”若真是这样，朱元璋、刘基他们那就没太必要急于“速其来”了。所以《续资治通鉴》这样的记载是准确的：“陈友谅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士诚未报”。《明史纪事本末》和《续资治通鉴》对龙湾之战的记录内容基本相同，但我之所以选定《续资治通鉴》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有人说，“友谅自采石引舟师东下”，就已是“建康大震”了，这跟“二寇”的“合”不“合”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事情并没这么简单。从兵力上看，虽是陈友谅占上风，但朱元璋也不是糯柿子一个，还是可以抵抗的。但问题是，当朱元璋跟陈友谅正面对抗时，张士诚不可能一直会在苏州睡大觉。张士诚虽是性缓，但也会醒悟过来，从东面配合陈友谅两面夹攻会是迟早的事。这正是朱元璋、刘基他们所最担心的，所以朱元璋说，“二寇合，吾何以支？”夜长梦多，兵贵神速啊。
第二个为什么——
朱元璋对康茂才说：“汝今作书伪降，约为内应，且招之速来，绐告以虚实，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为什么要用“作书伪降”的“间谍计”？这除了要把陈友谅尽快骗过来外，还有没有更深的奥秘？
通过“作书伪降”，“且招之速来”，速战速决，张士诚就不可能来得及在东面跟陈友谅一起左右夹攻朱元璋，这样，就把张士诚的这一“道”兵力暂时分离了出去；而这次陈友谅的进攻，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江东桥来偷袭应天，既然是偷袭，就不会大张旗鼓，倾国而来，这样，就又分去了陈友谅的另一半兵力。总之，就起到了分解敌方兵力，实行各个击破的作用。
朱元璋说的“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到底是什么概念呢？从上面的记载看，陈友谅进攻应天，都是一路过来，并没有“分兵三道”的。依我的理解，这“兵”是指敌方的总兵力，也即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总兵力。从实力讲，其中陈友谅的是占两份，张士诚的占一份，共三份。这就是“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的意思了。
第三个和第四个为什么——
这两个为什么都跟朱元璋说的“贼入吾彀中矣”有关。朱元璋和刘基的“圈套”（彀）设在哪里？就设在龙湾一带。那又是怎么让“贼”“入吾彀中”的呢？
先看第三个为什么：“有富民自友谅军中逸归者，言友谅问新河口道路。即令张德胜跨新河，筑虎口城以守之”，又让“杨璟驻兵大胜港”。这是为什么？大胜港是通往新河口的入口， “杨璟驻兵大胜港”，是给陈友谅设置了通往新河口的障碍，起到了把陈友谅驱赶到江东桥去的作用。所以，“友谅舟师至大胜港，杨璟整兵御之。港狭，仅容二舟入，友谅以舟不得并进，遽引退，出大江，径冲江东桥”了。至于陈友谅本是已跟康茂才约好是要到江东桥来的，怎么又想到新河口去的，这原因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也许是通过大胜港，亦能到达江东桥？（参见附录《地图》）
再看第四个为什么：“乃命善长夜撤江东桥，易以铁石。”为什么要“易以铁石”？“易”不“易”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大一样。“易”了就能搅乱陈友谅的心思，制造陈友谅恐慌的心理。所以，“径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了。再加上“连呼老康，无应者”，“知见绐，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馀向龙湾”。
这样，就一步一步地将陈友谅引入了朱元璋、刘基选定和设置的包围圈里。然后，“命发鼓，鼓大震，黄帜举，国胜、遇春伏兵起，达兵亦至，德胜、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披靡，不能支，遂大溃。”
第五个为什么——
“公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人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这个插曲，对士兵们的心理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刘基的“术士”身份？
上面的那个插曲，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兵阴阳”之一种。兵阴阳是讲阴阳占卜、慎候风云之类的，诚多诡谲迷信之谈，但在军事上也是能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如难度不是很大的气象预测，利用气象为武器作战等，就还是很有可为的。上面的气象描写，我们也不可完全排除它的可能。最令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朱元璋要把它讲得这么神秘呢？其实，这是为了对士兵进行心理的暗示和强化：三军统帅是多么地厉害啊，他们神机妙算呢！有了他们，我们这一仗还会打不赢？这就能起到提振士气，增强信心的作用。当时民众（士兵）的认知，毕竟是那个水准。
有学者过分贬低刘基“术士”的身份，这是未懂吾国传统兵学的表现。古代统帅或军中“术士”，不少是用兵阴阳来“以惑众心”，是宣传给别人听，而自己是从来不信的，这叫“智者不法，愚者拘之”（传姜太公语）。刘基正是如此，你只要去读一读他《郁离子》里的《东陵侯》就清楚了。故《六韬》之《龙韬》云：“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正是此意。
也就是说，利用迷信手段，也是能达到“科学”之效果的。“军盲”学者，又何知哉！
肆
本小文临近结束，我熬不住又想到了杨讷先生的《刘基事迹考述》，想到了里面的一节话。这节话，是说刘基是军事凡才，根本算不上军事家的，他说：
“《行状》（关于刘基军事）的记载虽然不少，但是剔除了那些杜撰的故事之后，剩下的一两件事还能说明刘基是军事家吗？如果那一两件事能说明刘基是军事家，那么章溢、胡深就都是军事家。” ⑩
杨先生说的刘基仅有的那“一两件事”，到底是指哪“一两件”，他也没明讲。而本小文所叙述和剖析的“用兵后先”（特别是“建康对”）与龙湾之战，算不算是刘基军事方面的两件大事呢？就凭这两件吧，可否已能确定刘基杰出的军事家地位呢？这两件事都是在刘基投靠朱元璋的第一年里（三月到润五月之间）做出的，而刘基跟朱元璋共事十余年，是不是此后刘基就突然“休克”，再没半点的军事参与和贡献了呢？刘基的军事能力是不是跟章溢、胡深他们是同一个档次？更何况，章溢、胡深他们还都算不上是军事家呢！
所有这些，都无需由我来回答。还是让明眼的读者诸君去判断吧！
注：
①原文见《续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十五，第1014页，岳麓书社，1999年8月。以上内容，《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刘基传、《刘公行状》等亦有载。
②转引自《刘基事迹考述》，第20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6月。《刘公行状》《明史》等亦有载。
③《御史中丞诰》：“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
④如《刘公行状》《太祖实录》《国初群雄事略》《明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明史》等。
⑤《续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十五，第1016—1017页，岳麓书社，1999年8月。
⑥《弘文馆学士诰》。
⑦《御宝诏书》。
⑧《孙子兵法》之《虚实》第六。
⑨《刘公行状》通行版本均署作者为黄柏生，撰写时间为洪武十六年。但杨讷先生却是有怀疑，先是认为这作者与时间都是假的：“可以推想，《行状》写于建文初年”，“推想署名黄柏生撰的《行状》应是刘璟、刘廌等所为”。但随后又说：“或许有人会说，《行状》原来可能是黄柏生于洪武十六年撰写的，只是其中若干段落为建文初刘廌等添入。我以为，此说亦可考虑。但看《行状》叙事凌乱，议论偏颇，实难与黄柏生的文名相称，而且只要确定《行状》最终成于洪武以后，以前为谁所撰已不重要。”这就等于又否决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了。即使《行状》作于建文初年吧，刘璟、刘廌叔侄也是绝不敢夺朱元璋之功归于刘基身上的，那时朱元璋也是刚死不久，况且还有他的孙子建文帝盯着呢。
⑩《刘基事迹考述》，第1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