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的互文性

摘要: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着眼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刘伯温传说典型地

体现了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之间的互文性、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文性。明初的《诚意伯刘公行状》作为刘基史传的“源文本”，为刘伯温传说的形成与发展确立了一定的基调。此后，一系列文人撰写的刘基小传、小说与戏曲等，又与民间流传的刘伯温传说形成了双向互动，呈现出复杂的互文关系。此外，民众的情感也对刘伯温传说起着相当大的形塑作用。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作用于刘伯温传说，多种互文使得传说成为一个开放式的“超级文本”，犹如一棵故事生命树，在不同养分的浇灌下，围绕着历史记忆的主干，生长出枝繁叶茂的民间传说。

关键词:民间传说;刘基;传说核;叙事生命树;超文本作者:胡正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历史与传说的本质都包含了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不只存在于文献，也存在于口头。文本、口头、仪式以及民间实存等皆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口头文学具有活态性，即口头文学是流动的，并无定本。大体上民间传说的口头形式与写本形式是相互影响的，本文尝试引进“互文性”的概念，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伯温传说为例，来探讨民间传说基于互文性的相对稳定的传承状态。刘伯温传说是与民间传说弥散期1相伴随的极佳个案，历史记忆不等于历史记载，它同时包括史书记载与非书写性质的记忆中的记载。对于刘伯温这么一个既“成就卓越又经历曲折，个性突出，且与普通大众联系密切”2的历史人物，便容易存在较为多元的历史记忆，如与其关系密切的刘基与朱元璋两家之“当事人”家族的记忆、正统文人们对刘基作为士人楷模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的颇具人文情趣的历史记忆等。

具有重复性或曰继承性是人类文化的突出规律，互文性理论最先由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并确立，脱胎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

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

本之间的关系;(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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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互文性作为文化研究的术语，本质上是一种视角，笔者所着重关注的是

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的互文性，强调其不脱原型又有所变异的关联性，将包括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等广义文本之间的互涉与互动看成民间文学与历史记忆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揭示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开放式超文本。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转换和吸收，并在差异中形成其自身的价值。民众在演述刘伯温传说时，其口头文本虽然只是作为即时完成的文本，但其本身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基于此，刘伯温传说的叙事生命树俨然成了一个开放式的超文本。“一篇文本不再是完成了的作品资料体，内容封闭在一本书里或字里行间”4，同理，《刘伯温故事集成》之类的大块头，也远不是封闭性的。

刘伯温传说的形态受各种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包括书写形态的正史、稗史、文人笔记等，甚至一些托名的著作也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形态的民间传说。明初黄伯生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可谓刘伯温传说的重要源头，该《行状》作为刘基各类具有不同程度传说成分的传记之“源文本”，使得刘伯温传说的传承有其相当的稳定性，体现为数种类型的“互文性”:如刘、朱两家记忆之间的互文性，进而以刘基祭祀为中介，又生发出许多传说;一系列传记、稗史、小说、戏曲以及大量托名著作之间的互文性，它们与刘伯温传说之间又形成了双向互动;民间实存与民间记忆之间的互文性等等，其情节的虚构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此外，官方或士人对刘基“三不朽”的评价与民间对刘基“三不朽”的记忆在本质上也构成了一种广义的互文性。

一、刘伯温传说与刘、朱两家记忆的互文性

基于刘伯温、朱元璋两家的历史记忆，通过刘基祭祀这一中介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刘伯温传说的形成与传播。祭祀是强化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因此祭祀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文意味。由于刘基历史地位的特殊性，刘基祭祀从一开始便不仅限于家族祭祀，刘氏后裔总是努力寻求家族之外更多社会

(精英)人士的参与，在明代则尤其致力于使刘基祭祀得到皇家的认可。朱元璋晚年对开国功臣多下狠手，对刘基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刘基谏设“谈阳巡检司”遭胡惟庸中伤诬陷后，朱元璋对刘基毫不客气，随即停了刘基的俸禄。

但当刘基去世后，他的愧欠感就上来了，先是为刘基“平反”，说他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并且多次接见刘基次子刘璟，不仅赐金、授官，还更改了“子孙不得世袭”之誓，让刘基的伯爵封号得以世袭并倍增俸禄，最后还赐了刘基长孙刘廌免死金牌:“朕与尔誓:若有非为，除谋逆不宥，其余杂犯死罪，免尔一死，以报尔祖父之功。”5这些大概都是朱元璋的愧欠与补偿吧。其后，明朝不少帝王对刘基更是念念不忘，如嘉靖十一年六月甲申续封诚意伯刘禄七百石6;明武宗正德年间，刘基被称“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并“赠太师、谥文成”，至此来自朱家的评价可谓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大体上朱家需要神化刘基，进而来佐证朱明王朝的得国之正，刘家也需要皇家的认可，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当然也有出自真心的对于伟大先祖的历史记忆。

《诚意伯刘公行状》可谓刘基史传的“源文本”，作者黄伯生乃受刘璟、刘廌叔侄所托，所以该《行状》中的“授意成分”自不待言，而该“传记”中的传说成分应当大体上出自他们的授意成分。官修的《明太祖实录・刘基传》与具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张时彻《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的表述总体上皆源自《行状》，此即一种典型的“互文”形态，这种大同小异的书写共同组成了刘伯温传说的初级源头。

传说是一种记忆，是一种口碑形式的记忆，而祭祀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种神圣形式，兹以明代以来刘基的祭祀情况为例:

刘基数代子孙对刘基祭祀的存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基长子刘琏死后，刘璟、刘廌叔侄约请黄伯生写了重要的《诚意伯刘公行状》，随后他们一系列的努力让朱元璋打算由刘璟袭诚意伯爵位，但刘璟深知这会违背宗子承袭制度，便将爵位让给了长房的刘廌。后刘璟叔侄奉圣谕，“三十日辞，回乡祭祖”，从而开启了正月初一刘氏家族的“春祭”之俗。此外，他们还抓住并创造机会，资助决定创建青田昊天圣阁的崇道观，使刘基祭祀走向了青田县城，实现了越出宗亲范围

的祭祀7，从而使刘基祭祀开始进入了“半民间、半官方”的状态。刘基长孙刘廌虽得诚意伯爵位，但后又“坐事，贬秩归里”，遂无心仕途，便奉亲守墓，将关于祖父的御书、诏、诰、行状等集成《翊运录》，取诰文中“开

国翊运”之语为名，此举对于扩大刘基的影响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其后刘基文集的数次刊印，刘基后裔都会通过约请文坛高手如叶蕃、徐一夔以及吴从善等为之作序并置于卷首，这一系列正面宣传对刘基形象的树立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刘璟在“靖难之役”后极富气节，径称朱棣百年后逃不过一个“篡”字，尽管“法官希旨，缘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许。”8明成祖出于对刘基功绩的深刻记忆，没有因刘璟的极度不合作而连坐刘家。不仅如此，明宣宗于宣德二年，还“授貊刑部照磨”9，即给刘璟长子刘貊封了个刑部照磨的官，刘貊于正统十四年(1449) 曾撰《先人舍拨寺观田租示诸子书》10，特意重记青田崇道观之事，以刷新刘基祭祀方面的记忆。到刘基的孙辈为止，刘、朱两家对于刘基记忆的“互文性”以刘家的主动努力为主。

明景泰三年(1452)，明景帝授刘基七世孙刘禄五经博士，而刘禄于天顺元年(1457)奏请皇帝敕建刘基祠堂，明英宗准奏，天顺三年祠成。刘基九世孙刘瑜则谋请重建刘基祠堂于处州府城，明孝宗虽未允之，但同意原有祠堂按建制扩建成庙，并御赐诚意伯刘公庙一块“翊运祀碑”。此事事关重大，特别值得一提，因为经此“祠改庙”，刘基在民间的影响力剧增，众所周知，庙中所祀者是具有神性的，“庙化”大大扩展了民众的信仰范围。正德年间，经刘瑜等人的继续努力，刘基得到了有明一代皇家的最高评价，即“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此外还被追赠“太师”，并被追谥为“文成”。嘉靖五年 (1526)，经刘瑜多次建言，其好友处州知府潘润奏请重建刘基祠，未果。嘉靖十年(1531)，刘瑜又动员刑部郎中李瑜建言以刘基配享太庙，并恢复刘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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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诚意伯爵位，朝廷准奏。两年后，刘瑜袭爵，刘、朱两家关于刘基记忆之

间的互文关系于此最为突出，臻于极盛状态。在刘基九世孙刘瑜之后，刘基后裔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世袭诚意伯爵位直至明

朝灭亡。在刘基建功立业的明朝，经一代代刘基后裔的努力，刘基祭祀大体上是受到皇家认可的，而且总体上其规格有递升的趋势。整体上，有明一代，刘、朱两家不断确认着对刘基的特殊记忆，刘基祭祀很好地体现了刘、朱两家记忆的互文性。刘氏后裔通过周期性祭祀的记忆强化，客观上为刘伯温传说的形成与传播注入了持续而有力的动力。

二、一系列传记、通俗文艺等与刘伯温传说之间的双向互动

“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12在刘基去世后，不断累积出现了许多既直接基于民间传说、又受历史记载影响的，而脱稿后又广泛影响民间传说的形成与传播的一系列传记、稗史、小说、戏曲以及大量托名著作。它们与刘伯温传说之间的双向影响逐渐成了后世颇为洋洋大观的刘基文化的重要基础。

官修的史书性质的文本如《明史・刘基传》特别能加强历史记忆，此外，体现官方意志的神道碑铭所起的作用也颇为类似，如张时彻的《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而其他与正史相对的“野史”虽异于史书，但它们又是介于正史与民间传说之间的。

在“源文本”《诚意伯刘公行状》之后，刘基故事出现了一系列互文性程度极高的史传类文本，如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雷礼的《国朝列卿纪》、项笃寿的《今献备遗》、何乔远的《名山藏》、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陈元素的《古今名将录》等，因为传说与记忆，颇受历史记载的影响，而《明史・刘基传》与《刘公神道碑铭》恰恰是受了很多《诚意伯刘公行状》的影响。《诚意伯刘公行状》中的有几个著名事件如“在燕京书肆得天书”、“于西湖望云言天子气”、 “‘日中黑子’预言将失东南大将胡深”以及“‘得土得众之象’之海宁以城降” 等等，即可谓一种基于互文性的传承，或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这种互文性限制了传说的变异度。为使行文简洁，不赘引《行状》中的大段文字，亦不列冗长的排比式表格，仅于其他互文性文本中随机录出相关事件的表述加以

佐证:

初，其游燕京，见书肆有象纬占经，阅之经夕，谈诵如流。其人大惊，欲举以授之。基辞曰:“业已习矣。”(《殿阁词林记》)

尝泛西湖，有异云起西北，祥光掩映，湖波如绮，诸人皆赋诗记之，基独纵饮不顾，徐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当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众骇，以为狂，悉舍之去，基独剧饮湖亭。(《国朝列卿纪》)

一日，见日中有黑子，奏曰:“东南当失一大将。”时参军胡深伐闽，果败没。他日，基见上，时方欲刑人，基曰:“何为?”上语公以所梦，基曰: “是众字。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众之象也。应在得梦时三日，当有报至。”上乃留所欲刑人。三日后，海宁以城降。(《今献备遗》)

如上这些其他史传文本中的书写，如果将其混入《行状》之中，并不显得怎么特异，因为它们本就衍自于《行状》，只是做了略微的文字调整而已。然而这些并非无谓的重复，因为这许多进士出身的优质士人作者的每一次成书皆是刘伯温故事新的传播源头，在复制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每一位作者的朋友圈都是重要的传播渠道。这一批基于《行状》的史传类文本成了刘伯温传说极为重要的次级源头。

在此基础上，刘伯温传说广为扩散的阶段又得益于众多稗史的记载。明代中叶以来，刘伯温在民间的形象逐渐“弥散化”，如陆粲《庚巳编》、杨仪《高坡异纂》、焦竑《玉堂丛语》等解释刘基精通占卜之术是由于少年时代在青田山洞中得天书并受异人指点，如杨仪所记:

诚意伯刘基，少读书青田山中。忽见石崖豁开，公弃手中书亟趋之，闻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入不顾。其中别有天日。见石室方丈，周遭皆刻云龙神鬼之精文。后壁正中一方白如莹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曰“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书四

卷。甫出，壁合如故。归读之，不能通其辞，乃多游深山古刹，访求异人。久之，至一山室中，见老道士凭几读。公知其匿君子也，再拜恳请。道士举手中书厚二寸许授公，说“旬日能背记，乃可授教;不然，无益也。”公一夕至其半，道士叹曰:“天才也!”……13

王文禄《龙兴慈记》解说刘基聪明过人是因为年轻时投宿事件中的奇遇，乃得异僧神附。宋雷《西吴里语》所述则更为离奇荒诞，说刘基元末时邂逅想吸食他的妖人，结果妖人反为刘基所制，刘基因食其精气而具备了帝王师的独特能力。何乔远《名山藏》体现了刘基的预言能力，说刘基督建南京的宫城时，曾言及殿基不稳，日后不免会迁都，且于都城落成后以隐语的形式对朱元璋说城墙虽高，但恐“燕子”飞入。梁亿《传信录》更是具体到把惠帝朱允炆逃劫之事归功于刘伯温，因他早早预备了独特的逃生锦囊，即一套剃度出家的装备。此外，在预言能力方面，还有郎瑛《续巳编》、王同轨《耳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百一

铁冠道人张中的《蒸饼歌》，本质上是属于“事后诸葛亮”之类的概括，但《烧饼歌》所体现的民间形式非常突出，如主要以“拆字”等隐语方式结构全篇，并自然地穿插了所拆的字句，可以说其对已有事实的归纳总结能力也算是相当精巧的，而对未然之事又以许多含糊其辞的判断留给后人去附会。

至《英烈传》对此前刘伯温传说异闻进行集成式整合后，刘伯温在民间形成了诸葛亮式能呼风唤雨且屡有奇谋的神机军师形象，进而成为说书、唱曲以及戏剧的重要题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卷《诚意伯文集》之外，坊间出了很多署名刘基或刘伯温的农家、兵家、堪舆、阴阳、星相以及天文术数等著作，如《多能鄙事》、《百战奇略》、《堪舆漫兴》、《一粒粟》、《金弹子》、《灵城精义》、《佐元直指图解》、《披肝露胆经》、《注玉尺经》、《玉洞金书》、《往灵棋经》、《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奇门遁甲》、《三命奇谈滴天髓》、《演禽图诀》、《清类天文分野(直隶)之书》、《天元玉历》、《白猿经风雨占候图》等等。刘基其实是以儒者自诩的。他的《郁

离子》尽管极为庞杂广博，有浓厚的“子书”色彩，不少内容显然不属于儒家，诸如兵家、纵横家等色彩都是较分明的，比如《省敌第九・省敌》中的“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千里马第一・献马》包含着“当不当献马”的纵横家之判断与逻辑15;《枸橼第六・使贪》说吴起虽贪但宜用;《羹藿第十七・大智》中说 “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等等。但毫无疑问，刘基始终是以儒家为依归的，他能做到“以德御力”，如《郁离子》最后的《九难》，随阳公子所陈的八种 “难”再怎么天花乱坠都是会归正于“难九”部分的，“难九”部分是无可争议的重心与核心。

朱元璋在其晚年曾故意不承认刘基的儒者身份，主要是出于羞辱的目的，是为了使刘基难堪，他曾对王袆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者，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16朱元璋还曾对桂彦良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连忙应道“臣不如宋濂刘基”，朱元璋却说:“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17当然，与朱元璋的用心迵异，民间多数并太不知道刘基以儒者自诩，他们也并非为了使刘基难堪或掉价，或许他们只是觉得刘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么博学多才，他应该什么都会写。另外，大多数人也看不出署名为刘基或刘伯温的著作本身质量有问题，所以，一方面刘基的“著作”越来越多，一方面广大民众也看不出这其中好多著作的水准远远不及刘基的真实水平(假设刘基真有如这些著作所示那么博学多才的话)。因此在本质上，这些著作的托名其实可以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传说。

“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它们彼此组成一个语言的网络。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它是用过去的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18附带提一句，当代许多口传的活态刘伯温传说的源文本也正是历史上的书写文本，这种基于白话转述的互文性一方面是将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另一方面是适当将之扩充或精细化，如萧玉寒的《天机神算刘伯温》、杨艺铎的《刘伯温演义》、张晓珉的《大明神算师:刘伯温》、陆杰峰的《大明第一推手刘伯温》、任挥的《帝王之师:刘伯温传说》、郝兆矩和刘文峰的《刘伯温全传》、李根的《刘

伯温》、董宇峰与周实的《刘伯温》、丁当的《神机妙算刘伯温》等等许多关于刘伯温的“当代版”传记，在某种程度上皆可谓当代的俗文学，他们都是有所本的，共同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奇观。乃至 2017 年经由如故事大赛、评奖会等现代平台

民间传说与历史叙述有着特殊的关系，可谓历史记忆的一种人文创制，它虽不同于史书的实录精神，主要采用艺术手法，体现为更多的人文情趣，但民间传说通常又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及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这种艺术手法的人文创制所表现出的“可信性”颇具“愿其可信”的意念。鲁迅曾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乡民的本领不亚于历史学家，民间传说对历史人物的塑造确有其独到之处。

口头程式理论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东西方许多史诗的创编之谜，然而该理论远不止一把仅限于史诗创编领域的钥匙，已有台湾学者王靖献将之用于《诗经》的研究，也有大陆学者柯杨将之用于西北“花儿”的研究等等。民间历史人物传说通常为散体的短篇叙事，记忆难度相对不是很大，但同样也具有基于一定类似于微型“程式”的“记忆之核”的“表演性”，它也具有一定程度上轻微的“说书性”。传说与历史叙事之间有一点相当大的区别，即传说更注重细节，历史则是偏重宏观的抒写，所以刘伯温传说中颇有不少关于他“立身”及“立德”方面的传说。刘伯温“立德”方面的传说诗性记忆的色彩较为突出，而其“立功”方面的传说则具有更多的神性记忆成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独特的乡贤文化，基于乡土情怀的乡贤情结十分浓郁。我们颇能发现地域情感与民间传说“记忆之核”之间的互文性非常突出。刘基故里武阳村有个相传为刘基先人的“天葬坟”，作为已经深入人心的传说核，它总是提醒人们对它作出解释，传统中国流行的“葬先荫后论”加上善有善报的观念，促使人们十分乐意相信其真实性。南田镇武阳村刘基的老宅早已不复存在，翻建后的刘基故居作为重要的实物则常常提醒人们想起刘基高祖刘濠及刘基父亲刘爚以仁智救乡亲的故事。当然，人们的讲述重心并非刘濠和刘爚，实际上仍然只

是作为一种感人的铺叙，表述由于祖先积德而得以降生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刘基。

刘基墓在文成县南田镇的夏山，规模小、自然简朴，与之相关的产生了一个体现刘基美德的传说，即刘基二子设计了一张颇为考究的坟墓图，但刘基一下子将之撕得粉碎，并解释说“墓”字上草下土，简朴自然的小墓才能承受阳光雨露。与一些豪华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刘基在将死之时都能立德的生动表现。

在科举方面，刘基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他在元代非常有限的几次科举中中了

进士，而勤学在科举之路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在民间传说中，刘基之勤学体现

于“千读百温”的方式(在刘基家乡方言中，“百”字与“伯”字发音相同)，此

传说解释了“伯温”之名的由来，更重要的是道出了学贵在勤，如“没有百温不

注，把年礼给弄错了，成了所谓的给外婆拜年“拿书凑礼”:

有一年正月，刘伯温上外婆家拜年。母亲拿出腊肉、粉干，吩咐儿子放进篮子里去。刘伯温一边捧着书在看，一边收拾好拜年礼物，也不再检点一下，就提着篮子匆匆走了。

到了外婆家，老人笑嘻嘻地将外孙迎进去。外婆拿出篮子上面的粉干，只见下面是一叠书，不觉惊住了:“怎么，拿书凑礼?这倒是件新鲜事儿。”

刘伯温这才想到，自己在收拾礼物时，一心只想到书，竟把桌上的一叠书当作腊肉放进篮子里了，到了外婆家才知道放错了，连忙出门准备回家去拿腊肉。外婆见此，一把抓住他，笑着说:“谁要你的腊肉!你这样喜欢读书，外婆比什么都高兴哩!”21

这些关于刘伯温“立身”方面的传说很有情趣，而且若是能抓住“百温”与 “书凑礼”这两个关键词，其实这些传说非常容易记忆，因为这些基于微型“程式”的“记忆之核”本身就是讲述要点或大纲，只要稍加敷衍便能为没听过的人演述。

刘基晚年退归故里，丝毫没有某些高官趾高气昂的作风派头，但阿谀之人为数不少，其中就有某县官求见，刘基吩咐只与着粗衣的人相见，结果该县官误听成了“蓑衣”，竟十分狼狈地于大热天穿了件扎人的蓑衣，无意间塑造了一个奇特的极富讽刺意味的“蓑衣县令”形象，体现了刘基清正的品德。

《明史•刘基传》里写到朱元璋在确定处州的粮税时，照宋代制度每亩增加

五合，只有对青田县不增加，并说要“让刘伯温家乡人世世代代当作美谈。”明

史的记载简洁清晰，但民间的演绎则更为精彩。浙江青田有个村子名叫章旦村，

初听其名大约觉得甚为普通，但若知道与它相关的传说，便会觉得它极富诗意，

传说认为它取自刘伯温通宵达旦写奏章，而且他连夜写的奏章是为了减免青田县

浙江温州古城东门外有座桥名很特殊的矮凳桥，传说朱元璋在温州遇险时受阻于一条大河时，正好有神异老翁以矮凳引渡朱元璋过河，后在刘基的建议下，在东门外搭桥一座以方便行人，朱元璋便将其命名为矮凳桥。对矮凳桥的解释，人们主要指向了刘基的提议。温州鹿城区有个老街区叫百里坊，此处的民众记住了刘基阻止朱元璋意欲大杀戮的恩德。事出朱元璋因为欲除温州的护城神兽白鹿以学狗叫而觉得受辱(传说中带有揶揄性的演绎)，立誓破温州城时“百里之内定要杀他个鸡犬不留”，幸亏刘伯温妙计，于前方街旁速立“百里”两个大字，说“已杀到百里”，因而保住了这一带百姓的生命。23百里坊的取名很好记，即“刘伯温通过巧妙应对朱元璋的杀机，立‘百里’巨石机智救人”，这便是浙南名城温州的一个城市记忆，如同前述青田章旦村的村庄记忆一般。此外刘基还救过很多其他类型的人，试举几例:

文成县南田镇的刘基庙里供着一个智囊箧，传说刘基救过惠帝朱允炆。说刘基曾为朱元璋呈上过一个锁眼用铁水浇牢的小铁箱，也叫锦囊箧，里面装有袈裟、佛珠、度牒和剃刀。朱元璋先后将之交给了皇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据说该物在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有效地帮助了惠帝逃出南京。惠帝失踪成了明代历史一个永远的谜，该传说颇具口传历史之妙，即便不是刘基的妙计起作用，惠帝通

过剃度逃离也确有其较大的可能性。大江入海口近处的涨潮现象并非固化的景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自然现象，但

潮水所上涨到的最高处却有较为鲜明的迹象，且相对固定。在明代初期，水路之行颇多便利，刘基南北往来时经由浙南第一大江瓯江的频率定然为数不少，青田县岭根的平偃作为瓯江潮水涨至青田的最高处，之于如此特殊的“实物遗存”，也有传说解释了该地成为瓯江涨潮最高点的原因乃出于瓯江潮神与刘基的一件趣事，即潮神好心送刘基一程，使其早点到家，刘基虽然归心似箭，但其关注点并不在于享受潮神相送那样的高速度，而是担心潮水会淹没瓯江两岸的良田，担心百姓受到损失，因此，该传说的立意，更重要的是为了佐证刘基的仁心。

以上这些都是刘伯温“立德”方面的传说故事，可谓个个动人心弦。立功方

面的传说则相对少一些，因为立功是大事，历史叙事中已较多较详。但也有地方

性的富有特色的民间心目中的立功，近似于“口传的历史”。文成县黄坦镇有吴

成七寨，流传着刘基击败吴成七所使用的“灯笼计”。刘基通过让数百名兵士挑

着灯笼往返于山道上，在通往吴成七寨的方向上时是点亮灯笼，返回时则吹灭灯

笼，如此不断反复以制造假象，让吴成七一方觉得对方增兵无数，从而动摇了吴

成七的军心，刘基由此立了削平地方割据势力之功。刘基作为传说界十分特出的

“预言大师”，在朱元璋问鼎中原的前夕，如果把他预判式的言语也当成一种特

殊形式的立功的话，浙南青田县“国师鱼”的故事颇具代表性，传说刘基曾以“渡

鱼”之名为朱元璋做过谐音式的预言，即言“渡”字有渡江之意，指朱元璋将渡

江北上驱扫元廷。刘基家乡体形细小、貌似鱼苗的“涂呆鱼”之名刘基当然是非

常清楚的，但他临时机智地答之以“渡鱼”，在交待了该鱼的烧法与吃法后，在

朱元璋品尝美味时更是增以一统江山的吉祥寓意，便使此鱼得了“国师鱼”的雅

综上可知，刘伯温传说的叙事生命树俨然成了一个开放式的超文本，其海量的文本之间不断相互指涉、相互映射。刘伯温传说作为民众情感的伴生物，因为包括随处存在的互文性以及许多“记忆之核”，所以民众在演述时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真实的刘基被学术界定位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伟人，然而“三

不朽”并非民众的语言，但广大民众自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笔者认为，极能反映民众心声的传说故事正是一种极佳的表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各种原因产生了庞大的刘伯温传说群，进而塑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刘伯温”形象。很多时候，传说是真实的投影，是广大民众的“心灵史”，所以真实的刘基与传说中的刘伯温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的。各类关于刘伯温的传说故事只是其表，其真正的内核是刘基的才华、品行，尤其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郁离子》中，刘基借郁离子之口谈了他所存之志:“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26陈学霖先生曾指出刘基具有双重形象，陈先生所言无误，不过如果从民众记忆的角度来看，这双重形象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于刘基，有一些历史记忆被固化为历史，又有一些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正如赵世瑜所指出的“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27，所以可以说刘伯温传说本质上就是民众对于刘基“三不朽”功绩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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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正裕
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电话(微信):1396891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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