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1311–1375)字伯温，号犁眉,谥文成,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1948年原为青田县辖区的南田武阳村被划入新析置的文成县,县名即以刘公的谥号“文成”命名,以示纪念.)。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易学和天文学家。
刘公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在刘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读书人的人生楷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诚然，刘公正如上所述，是举世齐颂的”三不朽”伟人,有“千古人豪”之誉!（1）
世人将刘公与汉初张良,蜀汉诸葛亮并称中古三大谋略宗师。三位历史伟人在立功方面的共同点都在于”善谋略”,为主人出谋策划,建立了旷世奇功。在立德方面,张良竭尽忠诚,心胸坦荡,不贪名利,堪称楷模;诸葛亮忠心耿耿、廉洁自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德行也为后人景仰;刘公一生爱祖国，凡事以国事为重,一切以万民福祉为依归,为官清廉正直、不贪爵禄、严于执法、不畏强御、发奸擿伏、直言敢谏、公而忘私,为人光明磊落,一生坚持凡是违背天理与人性的决不盲从的道德准则,口不言功、身不及利、生前既无田产、又无豪宅、两袖清风、退隐居茅屋、食粗粮、多阴德、死后土坟一丘,更为世人赞颂。但在立言方面,张良并无巨著传世;诸葛亮除两表一对极具特色，亦未遗巨作;刘公是三宗师中唯一被世人誉为一代文宗，即是明清八巨子之一、明清散文八大家之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主编钱仲联在总序中说：“刘基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故取以冠明代。”明武宗皇帝颁《追赠太师谥文成诰》，誉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和“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显见刘公不愧为既立德,又立功,还留下大量著作(立言)的”三不朽”伟人。
首先说立德
（一）爱国之德
1、国家大义为重，大公无私。少年在作《春秋明经》中即启示：“夫为国而不知以义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大夫越礼以生事，而胎患于其国，”、“夫礼乐者，国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藉势以复地，其利国也为甚微；致赂以从夷，其辱国也为甚大。”“尝谓天下莫大于礼，莫强于义。”“礼亏利胜，其能国乎？”在《忧怀》忧叹：“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官曹各有营身计，将帅何曾为国谋？”初入仕即作《官箴》強调，为官一切以国家为重：“邦本弗固，庶事咸堕。受寄匪輏，敢不肃祇？”在《郁离子·灵邱丈人之八》中警示：“国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入明在《拟连珠》即提出：“盖闻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君不自强，士多则强。故娼嫉之人庸，则士隐而君独；掊克之吏进，则民夷而国伤。”君臣论相，以国家为重，不挟私报复。明初朱元璋以事责丞相李善长，意欲罢相。刘公力挺：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为合适人选。当时又连朱元璋都奇怪地说：“李善长他多次想害你，你还为他说话。”刘公认为国家易相，犹如房子换柱，没有合适的大木，房子就会倒塌。《明史·刘基传》载：“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后来朱元璋撤掉李善长，先后任杨、汪、胡三人相继为相，结果个个不堪相职，任用不久皆受惩处。刘公为国选相才，不以恶己者为恶，好己者为好，而是以国家为重，着重人才，曲直分明，大公无私。刘公一生的爱国情操在其言行及诗词中表现举不胜举，具体可参阅《明史》与《诚意伯刘先生文集》。（2）
捍卫国土完整，一心报国。认为保国与治国如保护身体：“一指之寒弗燠，则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则周于其四体。气脉之相贯也，忽于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为损，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后倾天下之力以救之，无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强调为国为民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顾全大局，防微杜渐。而且明确将国土比作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疆寸土必保的爱国思想。并在《苦热行》之二中发出：“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的报国济世之志，和保家卫国不怕牺性的大无畏精神。（3）
维护国家统一，心系大同。1359年，刘公虽与腐败的元廷决裂，辞官归隐著书立传以企后世文明之治。《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客或说公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舎此不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国珍、张士诚之辈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殊耶？’”毅然拒绝立勾践之业分裂国家的计议。仍埋首潜心著《郁离子》，以期望于天下后世兴文明之治。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诸生吴从善在《郁离子》序曰：“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杭州府儒学教授天台徐一夔为《郁离子》作序曰：“初公著书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明隆庆时人李濂称：“《郁离子》何为而作也？青田刘文成公隐居而发言，发愤以明志，自伤其莫用于世，而期兴文明之治于异时也。”刘公在《郁离子·千里马之十七》曰：“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似漆抟沙，无时而解。”希明君要学尧、舜施德政疑聚团结子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认为：“夫琴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大小异能，合而成声，无相夺伦，阴阳乃和。”大众齐心配合一致，为一个目标，共同发声，这样君臣、官民协调，社会才能和谐。并提出：“是以天下贵大同也！”提倡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谐社会理念。（4）
倡导爱国思想，忧国忧民。尽管元廷腐败，但刘公初期的治国平天下理念认为，爱国需忠君。曾在《春秋明经》曰：“然而上虽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初入仕即作《官箴》：“慈匪予爱，帝命溥时。威匪予憎。国有恒规。”自勉自励，仍抱着“是皆以天下为已忧，而卒遂其志。”在《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宗公政绩记》赞扬：“知为国而不顾其身者，真可谓大丈夫哉！故石可转也，而吾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气不可沮。”并又企盼：“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清心罢苞苴，养民疗国脉。”致力为元廷捕剿各种反元力量；并“殷勤治安策，”且“敷陈草茅情’”以期“启迪帝王心。”在《忧怀》中叹：“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困诛求。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怪无人借箸筹。”并在《郁离子》九难之九明确提示年轻人：当国家危机，没有人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天道几乎要熄灭时，倘若仍无动于衷，不顾国计民生，顾自己享福作乐，这也太令人悲哀了！应该研究唐尧、大禹平天下之仁义；讨论商汤、周武王替天行道之德；学习伊尹、吕尚、周公、召公的治国之道；商讨治国方针、修订法律、制定政策，以兴邦安民，为辅佐国家崛起，鞠躬尽瘁。
封建王朝君主自以“天子”的身份，垄断了“天下”的特权，君是国家、社稷的化身。臣事君承天治地，收养万民。但刘公提倡“以道事君的君臣论”。推行孔子的学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则不可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也。”并在《唱和集序》中以古人言启发年轻人：“君子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入明后即倡导对圣明天子专一的爱国忠君思想，如：《拟连珠·二十二》曰：“盖闻制万变者在乎专，察万微者在乎定。故众辐寄身于一毂，而众物纳形于一镜。是以人心无贰，而鬼神不违；王言如纶，而兆民悉听。”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为自家立《祖训族规》首先笫一条就是“爱家国”。（5）
挽分裂拯黎民，公而忘私。奈由于元帝昏庸，政治腐败，刘公虽忠臣事国，忠肝沥胆，但屡屡忠而见弃，四起四落，深深意识到腐败元廷的不可救葯，和自己报国无门，遂愤而投劾归隐。临走拜敕曰：“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回南田故里居家著书立传，以期后世兴文明之治。当眼看群雄争霸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民处于战乱之苦。朱元璋曾遣使三邀，而在西湖望云，洞察玄机，虽乘酒兴宣泄：“我当辅之。”但是否应出山摧枯拉朽，佐建新政权？仍左右为难，迟疑不决。在家慈的提示“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面对元廷腐败不顾民生，蒙古贵族官吏肆意掠夺百姓财富，民不聊生，各地义军蜂起，战火纷飞，早就积愤：“农家劫掠尽，何人种禾黍？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最后，为不让国家分裂；为拯救黎民百姓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刘公即不顾个人名节得失，以“救天下之纷纷者，不拘细故；”的大节，于是，从母命辅真主为民替天行道；又行孝顺；怀着“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妨于众者，舆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堕井，仁者见之而不怜；枳棘当道，行者过之而必诘。”的惩恶济世理念，才应邀出山辅佐朱元璋推翻腐败的元政权，实行国家的统一。出山即陈时务十八策，定统一国家的征讨大计。不到十年就佐朱统一了中国。《诏书》载：“‘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括苍之士，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真伪者谁？岁在戊戌，天下正当扰乱之秋，朕亲帅六军下双溪而有浙左，独尓括苍未附，惟知尔名耳。吾将谓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不久而括苍附，朕已还京。何期仰观俯察，独断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谒朕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不数年间，天下一统。”明天顺五年，正议大夫资治尹吏部左侍郎严郡姚夔撰《诚意伯祠堂记》曰：“窃惟先生之谟谋，功业载在国史，著之《翊运录》，昭若日星，人皆知之，无所庸喙，独出处之节，或者以尝仕元为疑，则不可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负豪杰之才，当元之季，以春秋之学登进士第，累仕累发其奇，辄不合而去，则先生非无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隐居栝苍山中，以耕食为乐，盖元氏一遗民耳！及皇师下浙西，搜罗人才，先生坚卧不出，亦岂无所见耶。既而吴汉角立，东南中原割据，如蜂蚁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诚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预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慨然以天下为已任，束帛朝临而夕起，一见之顷，首陈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谓吾之子房，谋无不用，用无不效，卒成天下大业，厥功伟哉！夫元运去矣，为元氏遗民，犹迟迟不肯轻於他，就及不得己，必择真主自白辅，运筹决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盖亦审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翻然而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於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於元氏，无愧於元氏，则无愧於出处之节，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诸夏九十三年，华风沧於腥膻，我高皇帝一旦出而扫尽无遗，以雪神人之愤，使天下复见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于天下万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见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伊尹，功或过矣。於乎！如先生者，虽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清中宪大夫、知处府事辽海刘起龙于康熙五十一年仲春为诚意伯庙敬题《莘渭遗风》匾额颂扬。（6）
为国育才经世，重德致用。〈1〉、仕元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本系行政官员“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之责，但刘公为国家培育人才，日常尽量抽时间为各地贡生及落笫举子披阅文章，经常到杭州各儒学为学子讲经论策。据《送谢教授序》载：“谢君仲连，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计余月无所用，即飞书趣代。”可见刘公当时认为“夫以仲连之才，固宜取科第，”故为国输送人才，乐为代下属兼教授代课，亦不耽误学子授课。辞官后，仍关心兴教、重教。积极推崇民间办学，在《季氏湖山义塾记》中赞誉青田湖山有谦“好学尚义”的精神。“愿制产以建读书之所，”“由是达于一乡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闻而效其所为，则将见此屋，皆为贤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在《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中赞扬沙班子中在杭州“愿筑室以为义学，招子弟以教。”为乡里兴学精神。并相继为：杭州富阳重修文庙学宫、诸暨州重修州学、山阴县孔子庙、嘉兴路重修陆宣公书院作记、碑、铭。并一再强调教育重德致用的必要“夫教，政之本，知本，斯知政矣。”和教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尚教者的目的是为民者“圣人之教行，则人伦明矣，人伦既明，则民者莫不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偾国事，盗贼何由而生？”并强调“学成而措诸用，”反对学而不用的迂阔书生，曰：“读书不可迂，检身不可疏。劝子慎勿学世儒，顾言耻行名为愚。”
〈2〉、 入明后，辅佐朱元璋推行科举教育兼重，教为政本的教育经世论的教育制度，办学校，兴科举。《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和刘基所定。”
并明确人才系国运的人才观念。《明史》论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四者关系载：“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并提出：“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世族、惟其贤，”的人才观。刘公注重人才系国运的观点，具体可参阅《郁离子》全书和《拟连珠》中之警世名言。（7）
（二）爱民之德
1.以民为本。年轻时撰《春秋明经》就提：“夫固国莫大于保民，而保民莫切于备患也。”一切以万民福祉为依归的政治理念 ，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诚意伯刘公行状》中称刘公是：“以天下公议辅人主者，观纶綍之文、考成效之绩可见矣，”刘公日常“以天下苍生忧戚为忧喜。”的爱民情怀在此仅举一二：《北上感怀》为民叹：“虽非济时具，颇识素餐耻。既怀黎民忧，妄意古人企。”《感时述事》中曰：“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在《感兴七首》忧战乱：“清时不乐道干戈，鼯鼠其如虎豹何！淮海风云连鼓角，湖山花木怨笙歌。紫微画省青烟入，细桞空营白骨多。惆怅无人奏丹扆，侧身长望涕滂沱。”《雨雪曲》盼清明政治为黎民：“北风吹尘沙，雨雪日夜深。三足之乌毛氄飞不远。白昼惨淡成幽阴。青天冥冥不可睹。水有罔象路有虎。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鸟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鸣呼！彼苍何日回春阳，北风雨雪断人肠。”刘公一生皆以民本思想贯穿始终，一切以万民福祉为依归，立志学习圣贤：“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获，则心愧耻若挞于市。”《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称：告老还乡居家“每天象有大变，则累日不乐。凡公以天下苍生忧戚为忧者，即此可知矣。”告老还乡，深入民群，与贫民百姓打成一片，照样住茅屋，吃粗粮。拒绝与官方及豪绅往来，只与平民百姓交往。日常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不留姓名，作无名英雄，道德高尚。《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廷臣或有过失得遣者，公密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诣公谢者，则拒不纳；其人不知，亦未尝为人言也。其居乡里，守礼义，尚节俭，多阴德，不以富贵骄人。”《明史·刘基传》载：“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8）
2.体恤民情。为滯狱冤情，及降兵俘卒的安置等请命，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犯颜直谏，极力劝阻朱元璋修德省刑，平反冤狱。《明史·刘基传》载：“吴元年……熒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滯狱，劝阻朱元璋滥杀无辜。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洪武元年（1368）天又大旱，刘基又以天人感应奏准：抚恤阵亡的将士家属，安葬工役，安抚俘虏，平反冤狱。奈天公不作美，十几天仍不下雨，朱元璋大怒。刘公乘妻亡故，遂请告回籍。《明史·刘基传》载：“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9）
3.爱民如子。早期在《通天台赋》曾提倡：“将天以民为子，而王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为心，天胡何而不喜？往者南征北伐，东狩西巡，虽曰顺天以行道，能不动众而劳民？乃命谒者省四方，赈贫穷，察饥荒。寒者与之衣，馁者周其粮。六官罢文绣之饰，上林闭射猎之场。老羸无负戴之劳，幼稚绝夭殈之伤。亘天所覆，莫不熙熙嗥嗥，戴帝德于虞唐也。”在《春秋明经》即提出：“夫国以民为本，君子之爱民也，如保赤子。”，“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并责庄公“劳民以自乐，使百姓见其车马羽旄，皆疾首蹙頞而相告，其何以为国乎？”为使百姓丰衣足食，不受灾祸影响，提倡官府促导生产“三年耕，必余一年粮；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初赴任即作《官箴》：“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和“惠之斯怀，推之乃离。人有恒言，视民如儿。”以及告诫自己：为官要像农民培植幼苗一样，早晚勤勉不怠地呵护着，涝时要排水，旱时给灌溉，绝不允许苗圃存有杂草。真正做到对百姓以仁爱为先，黎民百姓有疾病、贫困的，应当照顾扶助，对欺圧百姓的土豪劣绅绳之以法，制止残暴和奸佞。尤其在那封建皇朝就在官箴中提出：“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和“德不可偏，威不可烦。无谓彼富，我必极之；无谓彼贫，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为平。”的不分富贵贫贱真理面平前人人平等的，超越西方先进六个世纪的警世骇俗之“人权”理念。故在江西高安县丞任内以廉直恤民著称。《行状》载：“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明史》载：“除高安丞，有廉直声。”《高安县志》卷八“名宦”载：“为政严而有惠，百姓安之。”（10）
4.以德养民。刘公元时初履县丞即作《官箴上》自勉“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禁暴戢奸，捐赢益亏。德以进善，威以捶奸。”辞官后，又在千古绝句《北上怀感》明确提出“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的超世纪的“均平财富”理念。与元廷彻底决裂后，即著《郁离子·公孙无人之一》仍企盼：“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驰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财。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则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恶。圣人兼此三者，而弗颠其本末，则天下之民无不聚矣。”当在元明鼎革，烽烟四起，黎民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平民困厄的社会状况，应邀出山辅佐朱元璋又在《拟连珠》提出一系例政治主张：“国不自富，民足则富。”钟惺对六十八首《拟连珠》的评述：“居身涉世之理，用贤治人之道，与天阴阳祸福，盛衰治乱无不具备于六十八首，寝食其中有无穷受用处，公真教敷一时，泽被千古者也。文情蒸蔚，又其余耳。”且一贯倡导：“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并一再奏谏：“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明史·刘基传》载，临终仍不忘嘱次子璟密奏：“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11）
5.维护妇女的权益。在那封建年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七出”之条，是三纲中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夫纲枷锁。尤其是，“无子”与“恶疾”两条非女子所愿而出之，加深妇女的痛苦是不人道的。（12）
6.心系百姓安危。在羁管绍兴时仍心系黎民百姓，在《二鬼》长诗中祀天帝：“檄召皇地示，部署岳渎神，受约天皇墀。生鸟必凤凰，勿生枭与鸱。生兽必麒麟，勿生豺与狸。生鳞必龙鲤，勿生蛇与蝎。生甲必龟贝。勿生蝓与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荠葵，勿生钩吻含毒断人肠，勿生枳棘覃利伤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绝其蝝蚔。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仪尊父师。”
为菇民“讨皇封”，据《刘伯温民间传说集成》中“浙江民间传记”和《景宁“中国香菇之乡”的由来记载，1368年间为旱情祭天祈雨的供品香菇，朱元璋啖之味美，遂令处州年年进贡香菇。刘公为菇农减轻稅赋，于是即以天人感应奏请朱元璋讨皇封：“万岁呀，香菇神吴三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住在龙泉、庆元、景宁三个县份。万岁要让这三县百姓安心种菇，必须轻徭薄赋，责令地方官吏不得盘剥，让种香菇的众百姓也能吃上香菇。万岁如这样广施恩泽，我相信苍天会降甘霖、来灭旱魃的。”朱皇帝准奏。从此，龙、庆、景三县的香菇就有了专利，成了中华的奇宝山珍，名扬天下。直至如今，这一带的菇神庙门口，还高悬着一副：“朱皇帝亲封龙庆景，刘国师讨封香菇神。”的对联，以示感恩。
告退居家，闻悉浙闽界谈详，元末顽民贩私盐及挟方国珍等海寇作乱扰民，当地百姓深受其害，刘公退休后仍为国为民奏请淡洋应设巡检司。朱元璋准奏设立。《太祖实录·刘基传》载：“瓯括间有隙地，号谈洋，抵福建界之三魁，元末顽民负贩私盐，因挟方寇致乱，累年民受其害，至今遗俗未革，宜设巡捡司以镇其地。““上从之。”（13）
（三）清廉之德
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刘公在元朝任高安县丞时,当时江西瑞州一宗命案,一审判定自杀,被害方鸣冤上诉。瑞州路总管将此案交敢为民请命的高安县丞刘公复审。刘公明察暗访,查明系蓄谋杀人案。原审相涉官员贪赃枉法情知不妙,即托人多次向刘公行贿,均被拒绝。他们见利诱不成就采取威胁，刘公不畏权势、不惧强暴、不贪赃枉法,秉公为民平反昭雪。原审相涉官员因受贿渎职被撤职罢官,从而豪强恶霸恨刘入骨,联名诬告屡欲陷害。但从平民至官方素知刘公清正,后同级调任江西行省辟为官椽史。由于理念不合，刘公毅然辞官。但当地百姓呼称:”刘青天”！《高安县志》卷八“名宦”载：“发奸擿伏，不避强御，”。
刘公在《感时述事》曰：“虞刑论小故，夏誓殄渠魁。好生虽大德，纵恶非圣裁。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法当究其源，翦助去根荄。”认为司法应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任御史中丞时,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罪,李彬系当朝宰相李善长的亲信,李丞相曾多次说情：“请缓其狱。”但刘公不畏权贵、不徇私枉法、执法如山,仍奏立斩。《明史·刘基传》载：“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善长素暱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14）
不避強御，反腐倡廉。元时曾作反腐倡廉名篇《卖柑者言》，托柑以讽元廷那些坐高堂，骑大马，俸高禄，饱食终日，不但不作为，而且反而欺诈百姓的当世权贵的腐败丑恶本质。
1348年(至正八年)元廷又启用刘公,授其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兼行省考试官时,他了解到监察御史的几件渎职的事,刘公不顾利害,大胆上书揭发。监察御史有权监察弹劾行省百官,而刘公一个从七品的儒学副提举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反过来反腐倡廉，以下犯上弹劾比自己级别高的监察御史,这本身就触犯了官场尊严,即被宪臣所阻。于是刘公又辞职回乡。
明初，刘公主司御史台事，致力于奏立法定制，纠劾百司，整肃纪纲，严明吏治，劾除贪囊诸政绩出色。《明史·刘基传》载：“帝辛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吏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15）
3、为官清廉正直，不贪赃枉法。在元时刘公为国家社会安宁，欲严惩首恶方国珍，方国珍心虚懼怕，备厚礼贿赂刘公，被拒绝。方国珍转而贿赂京都高官得以招安。《明史·刘基传》载：“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论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懼，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招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愈横。”入明后，任御史时拒絕一切致谢。《行状》载：“其人或知而诣公谢者，则拒不纳；”
刘公在《春秋明经》提示：“诸候徇利而失国，乃其自取也。夫有国家而以利侚人，未有不失之矣。”“灭人之国其罪易见，而贪利以失国其罪难明。”著《郁离子·神仙之二》中警示：“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并提倡学圣贤：“文王视民如伤，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继日，坐而待旦；”明朝立国初,臣子张昶欲献媚奉承，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公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劝朱元璋”居安思危。”《太祖实录·刘基传》载：“张昶欲乱政，乃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上宜及时为娱乐。上以示公，公曰：‘是欲为赵高也。”上颔之，昶色动，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齐翼岩等伺察公阴事，欲陷之。未及发而昶先事受诛。”（16）
4、直言敢谏。为阻止朱元璋滥杀无辜，借以天人感应不惜忏怒帝王。《明史·刘基传》载：“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朱元璋曾欲在家乡凤阳营造中都,群臣均称善,惟刘公在被冷遇回乡时，仍犯颜直谏，《明史·刘基传》载:“时帝方营中都，又锐意灭扩廓。基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已而定西失利，扩廓竟走沙漠，迄为边患。”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百姓安宁，不顾个人安危直谏。洪武五年，又为谈洋设巡检司后，司官不力，茗洋亡卒作乱扰民，地方官置若罔闻，隐匿不报，刘公闻悉，虽退隐，但为国为民，即致书遣子直奏，致引诬陷。《明史·刘基传》载：“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史载：嘉靖十年五月，吏、礼二部查淡洋实抵福浙要区，立司之设，实为固疆土，防外寇，非为私也。”始昭雪。同年五月十九日奉敕重设。《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上天威严重，惟公抗言直议，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礼公，”刘公刚正不阿,为国为民敢作、敢为、敢谏。（17）
5、襟怀坦荡不结党营私。明朝建立后，淮人筦领枢要，朋党比周，权倾朝野。左相李善长为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以致将浙东的朝官例为另派,并传浙东官僚集团以刘公为首。但事实上刘公没有参与任何派别,素来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决不拉邦结派。考诸史书并未发现刘公有结党营私的派别活动。而刘公逝世后，朱元璋对刘公次子刘璟曰：“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有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毎蛊了。”的史实为据。《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公生平刚毅，慷慨有大节。每论天下安危，则义形于色。然与人交游，开心见诚，坦然无间阻。至于义所不直，无少假借，虽亲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诚，任以心膂。”刘公逝世十五年后，朱皇帝制《袭封诚意伯诰券》曰：“其为人也，士气凛然，奸邪莫可犯，”（18）
6、 淡泊功名利禄名垂青史。 龙江首战告捷，俘虏二万余将士，缴茯舰船数百艘，战马二千余匹，粮食数十万斤。朱元璋意欲赏赐刘公，但被婉言谢辞。《明史·刘基传》载：“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基。基辞。”
刘公辅佐朱元璋统一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论功应以一武一文的徐达、刘基为首。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朱元璋曾几度请他为相,而刘公一再婉言谢辞,仅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等职。《明史·刘基传》载论相后：“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可也。”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为功臣封爵。<<明史·刘基传>>载:“上手诏叙公勋伐,且召公赴京师,同盟勋册。”“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后朱元璋感欠妥,又补封刘公为<<诚意伯>>。朱元璋在<<诚意伯诰>>中曰:“能识朕于初年,秉心坚贞,怀才助朕,屡献忠谋,驱驰多难。其先见之明,比之古人,不过如此。”又曰:“今天下已定,尔应有封爵,”朱元璋“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由于刘公一再谦让,而年俸仅240石。比同级伯爵汪广洋的360石少三分之一,是公爵李善长4000石的十六分之一还不到。但刘公不贪爵禄,口不言功,身不及利,为明王朝建国立政竭尽全力。朱元璋在《御史中丞诰》中赞：“永绥福履，光佐不图。” 1371年刘公年逾花甲，已感心力憔悴,且国事已定,天下升平，即功成身退,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但正如《御书有序》载：“若公，所谓不可一日无者也，而可使一日去左右哉？”以致隐退前提以秘密约定撰著兵法与天文书等匿名无私奉献朱王朝应用，始得全身而退。刘公退居后仍竭力为朱皇朝効力著书，不为名不为利，犹《百战奇法（略）》、《观象玩占》等书，均以无名氏献朱元璋隐匿。直至明清后经验证，才逐书恢复著作权，相继出版。正如朱元璋赠诗曰：“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太祖实录·刘基传》与《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均载：“惟上察其诚，任以心膂，公亦以为不世之遇，知无不言，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外人莫能测其机，累赞上成大功。上尝临朝称之，公辄逡巡不敢当。”“家居惟饮酒奕棋，未尝自言其功。”《明史·刘基传》载：“口不言功。”《追赠太师谥文成诰》称：“受爵能让，怀辞今蹈海之风；功成不居，从辟谷封留之请。可谓明哲允矣！清贞参前代之名臣，休声罔替，稽累朝之报，礼恩典尚遗。今特赠尔为太师，谥文成。”（19）
两袖清风无财产，退居茅舍垂清史。淡泊名利不居功，死后土坟扬千秋。刘公曾授御史中丞等职(相当于现时的中央部级),而刘公婉辞厚禄,两袖清风,生前既无田产,又无豪宅,告老回乡居茅舍,食黍饭,死后土坟一坵。《明史·刘基传》载“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刘公武阳故居原茅屋，由于世代更迭茅屋年久失修，仅存遗址（具体见附遗址照片）。2006年在茅屋遗址新建豪宅“故居”时，仅挖出一副破石磨、石马槽、石臼等遗物。现新故居院中木牌上书：“刘伯温为官正直，淡薄名利，两袖清风，资产全无，唯独在遗址挖出一副破石磨、一个破石马槽，和一个破石臼”。
《一代伟人 名垂千古》（刘日泽）记载：2002年召开了由丽水师专刘基研究所、青田县刘基研究会、文成县刘基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全国刘基文化学术讨论暨浙南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世德教授（博导）、王学泰研究员、浙大西溪校区徐朔方教授（博导）、浙江大学林家骊教授（博导），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博导），淮北煤炭示范学院张秉政教授，南京大学周群教授（博导）、武警指挥学院索全祥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古籍所徐永明博士后、浙大中文系孙秋克（女）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新讲师（硕士）、中山大学周松方博士、丽水师专吕立汉教授、郑伟鹏副教授、胡一华教授、毕英春（女）副教授、徐文平讲师、李岩硕士、郑春奎副教授、杨俊才副教授（硕士）、赵治中教授、刘京副教授、吴茂青副教授、王闰吉硕士、黄红日硕士、梁宇光馆员、吴锡鑫馆员，《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王立嘉常务副主编，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周刊杨长岳研究员、编辑，富阳市文联办王运祥、武义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邬伟平，还有丽水市、青田县、文成县有关领导和文成县刘基文化研究会成员共60余人。……与会专家、学者还考察了……夏山刘基墓。当专家们看到一代伟人刘基墓竟是一堆土坵，感慨万千，不约而同地向先贤刘基三鞠躬。”真是：茆舍、黍饭，名垂竹帛。土坟一坵，千秋敬仰。（20）
（四）道义之德
1、树天理，行诚信。刘公在《春秋明经》中载：“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犹明也；”、“天道之应不可诬，”认为人沒有天理良心，就丧失了人性。“天理绝而人伦亡矣。”刘公弃元隐居著《郁离子》：“其言详于正已、慎微、俢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槩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在《天道》二〈蚕茧〉“人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鲁班》五〈德政〉“或问胜天下之道。曰：“在德。”“是故德不可穷，”并在《枸橼》三〈美石〉篇告诫世人坚持天理与人道准则，方能取信于民。“孟尝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失信于民，激发怨愤。并在《灵邱丈人》之三以〈贾人〉失信于人，致重利而轻生。作为儒者本应以孔子的言行为依据,可是刘公一生坚持凡是违背天理与人性的决不盲从的道德准则,为真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对赵穿杀晋灵公,孔子认为已触犯三纲以君纲为首的弑君之大逆不道。而刘公则辩证地认为:”晋灵公好狗而不尚贤,滥杀臣民,赵穿因众怒而杀之,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并认为“七出”之条中“无子”与“恶疾”而出，是不人道的。极力维护人间正道。入明即以《拟连珠》提示朱元璋兴国应行天道：“盖闻植善顷恶，天道之定；好安恶危。人性之常。是以顺天之道，则人归而王；逆人之性，则天怒而亡。故伐罪吊民，而周祚延于孙子；兴徭树怨，而秦祸发于萧墙。”刘公一生信奉“至诚之道”，以诚信为本，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并在《拟连珠》指出：“盖闻民情本质，文过则伪；人道本直，虑伕则顷。”、“谲不可持，人觉则穷；伪不可长，情见而极。”刘公一生所走的定邦治国之道，就是为国而修身，为社会齐家，为民而佐君治国，为社稷而平天下，一生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的“至诚”精神。以致明封为“诚意伯”。故《祭诚意伯文》赞：“擐仁义为甲胃兮，婴忠信以为城。”（21）
2、行孝道。左传文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刘公强调，孝是人生德行中之首。在《养志斋记》中着重指出：“夫孝，百行之首也。”“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为而不淑哉？”、“今世之养亲者，以饮食供奉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违其情而不顾，又乌知所谓养志之云乎？”、“人知爱其身、不爱其亲为不孝，而不知爱其亲、不爱其身亦为不孝。世固有尽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谨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于道又何如耶？是故时言慎行，由义履礼，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劳；”刘公主张：尽孝道，既要在物质上予以照顾，又要在精神上予以安慰。而且，仅知爱父母之身，而不知爱自己之身，疾病让父母牵挂；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悲哀欲絕；日常言行不检点，伪作非为、违法乱纪，身陷囹圄让父母蒙羞、劳心。这同样是大不孝。“百行”德行包括：孝、敬、忠、诚、节、仁、义、礼、智、信、温、恭、勤、俭等等，而孝摆在首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的优良传纪统。（22）
3、敬师长。刘公提倡敬师长与孝父母并重，明确指出：生育我们的是天地父母，但是，使我们成才的是君主与老师的教育指导；倘若一个人对父母、师长都不知道孝敬的话，名义上虽然叫作人，但实际上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见（《郁离子》公孙无人三〈良心〉）中曰“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师也。不然，名虽曰人，与禽兽何别焉？”（23）
4、和亲友。刘公的孝道观是：孝敬父母称孝，尊重师长称敬，善待兄弟、亲友称友。为促孝道，和兄弟，敦人伦，曾为临海陶君忱仲：八岁丧母，其父续弦，继母育有子女而遭歧视，成年娶吴氏谨事父母，继母终不能容，只得出居在外，自力更生。年久其父与继母治业无方，家道败落；父亲又年迈，继母所生的弟妹皆无力婚嫁。陶君见状，不计前嫌，即迎其父与继母及弟妹到家奉养；集资为弟娶媳妇，为妹备嫁妆。“而不贻父母忧。”的美誉乡里的孝悌之举作《孝友堂记》传颂，以作为世人学习的榜样，代代相传，“子类父，孙类子。绳绳焉而不绝，”并认为“善之有后，天之道也。”故刘公在《祖训族规中立：睦鄰里、和兄弟。（24）
5、正名份。刘公在《春秋明经》提出：“夫礼，莫大于正名份，过与不及，皆罪矣，” 古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刘公认为正名份是礼义中的重中之重，并在《祖训族规》中叮嘱强调：“正名份”不仅仅局限于长幼有序，而是，涉及人生职业行当各自遵循仁义道德的准则。即：儒者，要专（专心致志，究极古今。）；为人，要诚（项天立地，正气刚毅。）；为君，要仁（尧禹之道，仁政爱民。）；为臣，要忠（忠君清明，司牧抚绥。）；为将，要勇（精忠报国，勇贯三军。）；为父，要严（严厉公正，言传身教。）；为母，要慈（相夫课子，勤俭恃家。）；为子，要孝（忠孝节义，礼智信勤。）；为妇，要贤（三从四德，瓜瓞延祥。）；为农、要勤（艰辛耕耘，垦殖桑梓。）；为工、要精（心灵手巧，技艺精湛。）；为商，要信（以德经商，诚信为先。）。为子孙立下为人之道。从而，后人还特别对隐匿传承《百战奇略（法）》传承人的本分职责在“二绝对，一严管。”外，还要立场坚定，直草勿掱（不趋炎附势），横草勿踏（不欺凌贫弱）。刘公不愧世人赠《通天地人》匾额。《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5）
其次说立功。
引君当道称王佐
在政治上开导朱元璋,力劝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小明王系早期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刘福通的拥戴下在毫州建国称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朱元璋本是另一支义军首领郭子兴的部将,郭死后,朱元璋成为该部统帅,在安徽东部建立割据政权,但名义上仍受小明王节制。朱元璋攻克应天府(今南京)后,奉为吴国公,但在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对韩遥奉之，而惟刘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为挺朱抑韩做好前期的舆论工作。刘公看出韩林儿没有统一中国的气魄,即力劝朱元璋废小明王,自立新王朝。朱元璋采纳了这一方略,树立起统一天下,创立新王朝的雄心壮志。明正德年间进土叶式即云朱元璋“自谓初无取天下之志”，“启其衷者”并非别人，而是刘基；正德皇帝御题《赠赐太师文成诰》赞刘基：“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清康熙时人张汝湖在《刘文成先生集序》则称刘公“引君当道，勤勤恳恳”乃“孔明、子房所未有也”。朱元璋在《御讳书》曰：“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并又在《御宝诏书》曰：“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每匡治道”。（26）
定计征讨成帝业
帮助朱元璋制定西讨陈友谅,东征张仕诚,翦灭众雄,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朱元璋占领应天后,势力范围局限于江浙一带,而且东有张仕诚,西有陈友谅的割据政权,均为劲敌。当时朱元璋的部将认为应先征服东边势力较弱的张仕诚,又能占据富饶的苏州、湖州地区。而只有刘公持相反意见,他力劝朱元璋,并对当时形势作透彻的分析:张仕诚胸无大志,贪图安逸,只想保住现有地盘,对我不构成威胁;而陈友谅野心勃勃,兵强船坚,地据上游,是主要危险。如先取张仕诚,陈友谅必乘机袭我,那时张、陈结盟,腹背受敌,不堪设想。我们应集中兵力先除掉陈友谅。陈氏既灭,张氏一举可定,然后北上中原,帝业可成。朱元璋采纳这一战略方针,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从而奠定帝业的基础。<<诚意伯刘公行状>>载:“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刘基)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去。”又曰:“每召基,屏人密语移时。”《袭封诚意伯诰券》皇帝制曰：“陈朕历数之有在，议戡定之机，”。（27）
习儒明理为帝师
刘公不但辅助朱元璋制定征伐大计,而且不时教导朱元璋习儒明理,敷陈王道。《弘文馆学士诰》载:“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明史·刘基传》载：“暇则敷陈王道。帝毎恭己以听,常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明武宗正德十三年《钦赐祭文》称：“惟公学本帝师，才且王佐，”（28）
屡用奇谋立赫赫军功
在诸多重大战役中,屡用奇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辅佐朱元璋一统冮山。
1.龙江首战告捷。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30万,战舰5千艘直逼金陵。朱元璋金陵守军仅10万,由于力量悬殊,军中文武大臣都主张投降或逃往钟山避之，惟刘公主战。朱元璋问计,刘公即陈：Ⅰ、稳定军心，宣示主战决心：斩主降者、逃避者;Ⅱ、鼓舞土气：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Ⅲ、拒敌之策：遣人作降诱敌深入,伏击之，以逸待劳，取奇之策。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尔后，朱元璋率军乘胜攻克太平、安庆、信州、袁州。共俘虏二万余将士，缴获“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鰲”等巨舰百余艘。《明史·刘基传》载：“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召入内，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续通鉴>>卷25中载:“刘基竭力主战曰: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侍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诚意伯刘公行状>>载曰:“上逐用公策,乘东风发伏兵击之,斩荻若干万。”（29）
2、围困安庆，挥师江州。双管齐下，相继取胜。1361年7月陈友谅不甘示弱，遣大将张定边攻安庆；李明道战信州 。朱元璋命胡大海弛援信州，内外夹击生擒李明道。张定边则攻克安庆。守将败逃回应天被斩。八月，朱元璋遂命徐达、常遇春等为先头部队进攻安庆，朱元璋与刘公乘龙骧巨舰亲率舟师并进。安庆守军紧闭城门，固守不战。朱军虽曾以陆兵佯攻，舟师袭击水寨，破敌舟八十余艘，即水陆猛攻安庆， 但自旦及暮不拔。刘公见状进言：安庆“弹丸地，何足久劳哉？友谅胆破矣，急进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朱元璋从计，遂以偏师围安庆，自率大军西上直捣江州倾其巢穴，分舟师为两翼夹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友谅措手不及，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慌乱中亲自率军应战不迭大败。江州克，安庆复 。陈友谅穷蹙，夜半，挈妻、儿女弃城奔武昌。朱元璋入江州，获战舟百余艘，战马二千余匹，粮食数万石。继而遣徐达率舟师追击陈友谅，乘胜沿途拔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等州，而后久围陈友谅于武昌。《明史·刘基传》载：“遂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江州降。”（30）
3、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刘公运用天文、地理知识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如朱元璋说“天将雨”、须臾大雨即至；陈犮谅登舟撤逃，正好潮水退去，巨舰搁浅等就是刘基运用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推算的结果。朱元璋攻克江州后,令都督冯胜领兵攻某城,命刘公授计。刘公当时授于锦囊妙计。《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江州平。上使都督冯胜将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书纸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见某方青云起，即伏兵，顷有黑云起者，是贼伏也，慎勿妄动；日中后黑云渐薄，回与青云接者，此贼归也，即衔枚蹑其后击之，可尽擒也。’众初莫肯信，至夜半，诣所指地，果有云起如公言，众以为神，莫敢违，竟拨城擒贼而还。”（31）
4.广施仁德,极大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收到以敌敌敌的效果。洪都守将胡廷瑞派郑任杰约降,并提原旧部不收编的条件。当时朱元璋脸有难色,刘公在旁即踢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才领悟答应条件，即由刘公起招书慰谕，胡见书即献城纳降。接着余干、建昌、吉安、南康等郡县守将相继献城投诚。《明史·刘基传》载：“其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下。”（32）
5.国事为重,奔丧推迟。1361年间,噩耗传来,刘公不幸母亲病逝，按古礼即应回家奔丧。但时值陈友谅来犯,战况紧急,怎能脱身。而朱元璋即《御制慰书》挽留:“先生当以宽容加餐,以养怀才抱道之体,助我成功,那时必当遣官与先生一同回乡里荐母之劬劳。”刘公以国事为重，毅然忍痛推迟治丧,协助朱元璋出谋划策击败陈友谅,攻克安庆、江州等郡。《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初公闻母富氏丧，悲恸欲即归。上以书慰留之，期以成功。”次年朱元璋委派礼官送刘公回家葬母。期间朱元璋仍不断写信咨询军国要事。<<明史·刘基传>>载:“太祖以书及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33）
6.定方国珍,致方氏遂纳土入贡。方国珍对朱元璋仍故技重演，阳奉阴违，直至刘公向其宣示太祖威德。《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方氏虽据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庆云，其小民亦未尝不怀公之旧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时遣人致书奉礼。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与通问，公因宣国家威德，方氏遂纳土入贡。”《明史·刘基传》载：“国珍素畏基，致书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遂入贡。（34）
7.归途略施计,一夕定浙东。1362年3月,洪都降将祝宗、康泰反叛,苗军又反金华、括苍,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浙东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刘公又搁下回家办丧事,秉夜拟写告谕，命人分头往金华、括苍等各州县张贴告示称:”徐达、邵荣大军业已来征,百姓人等各安生计”等。总共只花了一天一夜,叛军闻风丧胆，浙东诸县的军心民心得以安定。当时曾被称为”一夕定之”。遂又与平章邵荣率军克复，擒苗帅贺、李。《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时苗军反金华、栝苍，杀守将胡大海、耿某、孙炎等，衢州或谋翻城应之，守将夏毅惧，无所措。公会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发书金、处属县，谕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诸军克复处城，擒苗帅贺某、李某，处州平。”（35）
8.施巧计以逸待劳,全歼入侵之敌。1363年刘公办完丧事返京途经建德,适张仕诚部来犯。当时守将曹国公欲集中兵力开城奋力击之。刘公认为正面战争伤亡太大，令其勿出,并授计:“不出三日,贼兵当自撤,以逸待劳,追而击之此贼擒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公赴京，道经建德，今严州也，适张氏入寇。时曹国公守建德，欲奋击之，公乃使勿击，曰：‘不出三日，贼当自走，追而击之，此贼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贼走矣。’众见其壁叠旗帜皆如故，且闻严鼓声。疑，莫敢轻动。公趣，使疾进兵。至则皆空垒；击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穷追贼，迸走至东阳，悉擒之以还。”（36）
9、鄱阳水战，借风偷袭，火攻水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灭陈友谅。1363年7月陈友谅率60万水军与朱元璋20万水军在鄱阳湖决战。当时朱元璋见汉军，舰巨樯高，阵势庞大，心中不免惊惧。刘公即作战前动员鼓励：“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于是发挥船小灵活机动的优势，利用火器，弓弩远攻笨拙的巨舰战术；并借东风，组敢死队火袭汉军水寨。双方相持多日,刘公定计移军湖口,截其粮道,断其退路；并又调兵攻取蕲州、兴国控制长江上游。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粮尽弹绝冒死突围中矢身亡。全军大溃。陈友谅长子被俘，次日，平章陈荣等率残部五万余兵马归降。《太祖实录·刘基传》载：“大战于鄱阳，胜负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上从基言，遂克之。”鄱阳湖之战历时三十六天，又打出以二十万兵力战胜六十万大军，以小船战败巨舰的战绩。彻底消灭汉军，典定一统江山的基础。鄱阳湖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37）
10、运筹帷幄，更舟救主。七月二十四日两军对阵，陈友谅为挽回二十三日晚水寨遭朱军敢死队七艘装满火葯的小船，乘东北风驶向水寨，顺风纵火，水寨巨舰遭火攻死伤惨重。刘公足计多谋，料事如神，料定敌方将会谋划擒贼先擒王之策，不惜一切以炮击指挥舰，出奇制胜，挽回败局。但卓越的军事家对敌情了如指掌，以致一切在刘公的计谋意料之中。战争如同下棋，综观全局，走一步看三步；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指挥员犹医生“病万变，方药亦万变。”以静制动，以智应变。战役自始至终刘公和朱元璋都在一艘船上指挥作战，在两军舰船、兵力悬殊的状况下，筹划保护主帅人身安全万无一失的充分准备工作，自水战一开始就拟定应急预案措施，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只是军机不可泄漏，而大战当前，又不能提早更换指挥舰，以免动摇军心。唯有事先做好预案，临阵随时提高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视观察，随机应变。当预测敌舰急驶近火炮射程范围，说时迟那时快，果断地急呼朱元璋更舟。当朱元璋更舟不一会儿，回首见原舟已被敌炮击碎。陈友谅见状大喜。而朱元璋更舟仍指挥出击，汉军大惊失色。朱军士气更振。更舟救主在战略上不但起到振胁敌军；而且鼓舞了我军士气，提升了战斗力。保护指挥员及时安全撤离的预案，妙在准备充分，判断精确，火候撑握恰到好处。实令不是军事家的常人以及当时敌军也失惊，感得不可思议。朱元璋当时赞：“天下文臣第一，渡江策士元双。”
可是朱元璋此后却不再提，也许当时危难之际相救脫险，心存感激，有感而发，但事后认为，作为统帅的自己始料未及，竟然由谋士拉挟才得救，有失英明神武天之子的崇高形象，反而过忌生恨吧。而朱元璋在《御宝诏书》只曰：“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尓亦在舟，岂不同患难也哉？”且刘公一生口不言功，“光佐不图”。以致后人在《行状》即缄口未言。但更舟救主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刘公口不言功，朱元璋抑制就可以抹杀。尔后，明《宾退录》与《遵闻录》对更舟救主一节即有记载：“太祖亲征陈友谅，大战于彭蠡，与伯温皆在御舟，以观将辛捕战。伯温忽跃起大呼，太祖亦惊起，疑其作乱，见伯温双乎麾之，连声呼曰：‘难星过，可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饷，旧舟巳为炮击碎矣。”更舟救主的动人事迹，明邓士龙曾收编在《国朝典故》。《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坐胡床督战，基待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徒别舸，坐未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朱元璋当时的赞誉也直到138年后，正德皇帝才追赐，改“天下”为“开国”。并前后调整为：“渡冮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笫一。”总算为其先祖朱元璋兑现了未兑现的赞词。（38）
11、东征吴越。消灭陈友谅后,次年定计挥军东征张士诚。1365年10月至次年4月，朱元璋发兵夺取张士诚所占淮水流域诸城。1366年8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20万攻取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州府。11月，对张首府平江形成包围圈。整整围困了十个月，终于攻破平江。张士诚上吊自杀未果被俘；但没几天，乘人不备又自杀身亡。吴会即定。《明史·刘基传》载：“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39）
12.北伐中原,统一全国。佐朱元璋西平陈友谅,东定吴会后,按照“征讨大计”这一既定方针，筹划乘胜南征北战。1367年9月，朱元璋遣朱亮祖、汤和、廖永忠诸将讨伐方国珍。10月，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师25万，北伐中原。又命胡庭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取福建。并令杨璟、周德兴、张彬诸将领军取广西。各路兵马与北伐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1368年闰7月28日夜，元顺帝携三宫后妃、文武百官仓皇北逃。8月2日，徐达大军进驻大都(今北京)。元王朝终告灭亡。《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载：“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去，虽至亲密，莫知其由。”洪武九年《祭诚意伯文》曰：“应聘命以效忠兮，驩契合于诺唯。神筹秘计不可以言喻兮，恒决胜于千里。彼伪汉之抢攘兮，舳舻肆其横江。陈我师于彭蠡兮，殪封豕于庄浪。长驱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东之。蕲黄与鄂岳兮，固风靡而无遗。先声詟兹两浙兮，复擒张而系方。操破竹之形势兮，七闽惴其敢当？闻西北鄙之人兮，曰奚为而后。我征不庭而抚顺兮，不再鼓而俱下。虽天道之助佑兮，亦将军之用力也。发踪迹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绩也。”（40）
（五）建制立章定治国方略
建国后,帮助朱元璋制定系列相对开明的治国方针政策，辅助朱元璋治国理政,为攻固大明政权作出巨大贡献。
明代兵制的首倡者，奏立<<军卫法>>，倡立卫所，确定卫所制。在重要的城镇、交通枢纽设卫；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军户世袭。以巩固国防。卫所制在明初百废待兴，生产衰弊之时，兵源、粮饷得到保障，成为终明一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卫所制的军事方略，对于建立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大作用。《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即帝位，基奏立军卫法。”（41）
拟定律、令,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定律绳顽,以维护社会秩序。吴元年朱元璋即命定律、令，以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谳、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人为议律官。又专门召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人商论法律，认为纪纲法度为治国之本，而振纪纲、明法度由御史台主司其责，百司庶职都取法于台宪。故此，刘公是吴元年拟律、令的关键人物之一。刘公等人仅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将律、令制定完毕，这是有明一代法典的雏形，其中的“律”，史称《吴元年律》；其中的“令”即为《大明令》。这部令典是唯一一部保存至今的古代令典，也是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以“令”为名的法典。而《大明律》丶是在《吴元年律》、《大明令》的基础上，于洪武六年（1373）制成，后又几经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79）正式颁行。《大明律》是一部凌越前古，启迪后世的重要法律文献。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推赞道：“《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可见出于律、令的《大明律》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明史》卷九三，［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文部·浙三大功臣传》）载：“诸大典制，封赏册封，皆基与左丞李善长、学士宋濂计定。”（42）
倡兴教育，提出“教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理念。刘公一贯认为“惟国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教，政之本也。知本始知政矣。”“政教并举，治民之道备矣。”的教育经世论的教育制度，在刘公教为政本思想的敷陈下，朱元璋于1369年10月旨谕中书省曰：“朕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挍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致明初大建学校。并协助复兴科举,为国选拔人才。《明史》载：“科目者盖太祖与刘基所定。”（43）
拓建南京城,保障京都防御。由于朱元璋拓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迥凡五十余里。整座都城充分利用山脉、堤坝、湖珀、河流的走向而建，其形状非方非圆，极尽自然之势。且又利用宽阔的秦淮河与玄武湖连接，作为护城河。城高、厚度因地势而异，最高地段达40米，一般约9·3米，最宽处达16·5米，一般于2·7米至6·7米许。“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于内”，全长33多公里。共设十三个城门，所有城门之上都建有城楼（又称敌楼）。毎门设有木门、千斤闸（又称闸门）各一道。重要城门都建有一至三道瓮城与数个至数十个不等的藏兵洞（兵营）。城上建雉堞13616个，窝棚200座，使其“高、坚甲于海内”，成了据可守，进可攻的坚固城池。明朝的南京城不愧为华夏奇观，堪称世界第一大古城（44）
肃纪纲，严吏治。明洪武元年即奏：“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纲纪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于是振肃纪纲，纠察百司，整吏治、惩贪枉、治国安民。《明史·刘基传》载：“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吏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45）
敷陈王道。以德养民的民本理念。明初朱元璋与刘公议定治国之策时，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载：“朱元璋问刘基：‘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刘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于是，朱元璋提倡节用以富民之财,减少劳役以省民力，严惩贪暴之徒，以保全百姓。并釆取组织生产、劭农垦辟、兴修水利等惠民政策，以安定社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久便百姓充实，府库衍溢。刘公赞：“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今日，天下之幸也。”《袭封诚意伯诰券》皇帝制曰：“议戡定之机，措安黎庻之道。”（46）
为政宽猛，修德省刑。反对滥杀无辜，主张明初建，先革除弊政，后复宽政。《行状》载：“或言有杀运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责者，扫除弊俗，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明史·刘基传》载：“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所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47）
勘修<<戊申大统历>>。刘公任大史令后，即组织太史院着手为未来的新王朝定历法，至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日，《大统历》成，刘公上《大统历》四卷。朱元璋遂定明年即帝位刋行。洪武元年（1368）岁次戊申，故名曰《戊申大统历》。《明史·刘基传》载：“吴元年以基为太吏令，上《戊申大统历》。”刘公精天文、通历法之学，以致《大统历》明近三百间沿用，并未改历，为明朝后期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刘公不仅是杰出的开国功臣,而且也是难得的治国良臣。确不负”开国文臣笫一”的赞赐。（48）
卜地择建新宫。原金陵（南京）旧城西北直达江岸，东至白下门，距钟山尚有一段距离。但传说金陵王气出自钟山，朱元璋为自己及子孙后代永沾王气，于是，1366年8月，命刘公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后《剪烟丛编》中曾记载：“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桩水中，上嫌其逼，少徒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12月，“命有司营建宫社，立宫室。”1367年9月，新宫落成。为朱元璋次年正月即帝位创造了必备要件。（49）
精准的气象；文明的国号。吴元年（1367）金陵城内皇宫、祭坛、方坵等重要建筑业己落成，改朝換代的事务皆己准备就诸。可是，朱元璋却要凭借刘公精准的气象预测，选择明年的（1368年）正月初四风和日丽日祭天，以证明自己乃“正名天子”。故还得问问天意，如果明年正月初四日这天，倘若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则表明上帝认可为“天子”；如果有异常天象出现，则说明天意不允。遂制择吉日良辰祭告上帝，祭文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眧告帝衹，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衹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虽然，朱元璋有十足的把握，自信刘公对天文地理学问的高深造诣；而刘公又忠心不二；所以他坚信刘公定然能为他挑选好风和日丽的好日子。从而，名正言顺地以“正名天子”的名份登上皇位。但是，在设有先进仪器设备的时代，要预测几周后的精准天气，这确实不易，然而刘公不负厚望，择定一三六八年正月初四日这天果然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实现了朱元璋的“正名天子”之愿。
并为新王朝定国号“大明”。“明”的内涵为：日、月。即昼有日，夜有月，日月合明字；日月光辉普照天下，天下昇平。明是火，象征光明。并应《郁离子》文明之治。而传说中的金陵是火神祝融氏的故乡，火为赤色，赤者朱也，“朱明皇”一词，正好把皇帝的姓氏与国号连在一起，为明朝后期兴盛典定基础。（50）
笫三说立言
（一）立为国为民经世治国之言
刘公博学多才，学术著作丰硕,军事才能显著。刘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吕立汉教授在《刘基传·文学思想》评述：“刘基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不想以诗文名世，人生目标始终定位在治国经邦之上。”
刘公诸多文学著作中,流传最广最为人称道的是寓言体散文<<郁离子>>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卖柑者言>>等。<<郁离子>>是刘公继承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反映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政治设想，以期传后人经世治国。刘公《郁离子》中可概略：政纲：尧禹之道，汤武之事，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待王者之兴。“德不可究穷，”“天下贵大同。”以达文明之治。政事：“太上有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政务，“治天下者其犹医乎。”“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政要：为官要象老百姓的牧工。“故守令谓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为之丰其水草，适其寢讹，去其瘯蠡，驱其豺狼，然后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政经：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国疆：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并强调，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必有能辨之者，”认为必定有后人高瞻远瞩协调“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亦以中国之师为寇，”的敌我矛盾。“是以天下贵大同也。”的和谐社会观的经世治国理念。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吴从善在<<郁离子>>序说:“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先生曾经自许以天下苍生为重任，对于治国理念，洞察世事万物，使人事各得其所的学识，平素早已成竹在胸，他曾以自己的雄才大略辅佐当今之世的国运，辅助开创大明王朝的基业。”明杭州府儒学教授徐一夔作序曰：“郁，系文釆繁盛，离，在《易经》八卦中的卦象为火，即光明磊落，文明的象征，以显得文采繁盛，形成治乱世，建盛世的文明之治。全书详述了修养身性、端正品德、防微杜渐、建设法制、遵纪守法、远离贪腐、崇尚诚实、审时度势、量敌制敌、重用贤才、安邦兴国、济世安民等哲理。当初，刘公写这部书原欲寄望于天下后世，哪曾想到自已亲身付诸实践。虽然刘公把毕生所学及事业成就倾注于书中，但是元朝昏庸不重视，这是元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刘公这部书主要体现治国安邦成就事业上，这就是明朝得以兴起的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夏咸淳研究员在〈第三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论述：“〈黑暗泥淖中的文明之光——重读《郁离子》〉。《郁离子》是刘基重要的学术和文学著作，以其对元代末世社会各种腐败现象批判的真切性、深刻性、尖锐性，所阐扬的社会思想、民本思想、生态思想的深邃性，所创作的寓言文学的独创性，而卓立于元代子学之林，成为不世出之子学奇书。该书将批判的利刃直接指向腐朽、贪婪、昏聩、颟顸的统治集团，并力图从历史的纵深探究元代统治衰微的根源以为后来殷鉴，是留给后世最宝贵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是民本思想和生态智慧。”
《明史·刘基传》载，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被誉为明清八大家之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评刘公：“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蓦涧注坡。”但《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由于局限于清代兴文字狱之时弊，则认为刘公擅经世之略之作，有悖“醇儒”规范。以致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诚意伯文集》提要曰：“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主祎之亚。”为何四库馆臣的评价与《明史·刘基传》有异？主要还是刘公居然以凡是违背天理与人性的做法，决不肓从为准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触动“三纲”。竟对儒圣孔子曾对“赵穿杀晋灵公”认为：任相的赵盾是赵穿的哥哥应负主要之责，故直书“赵盾杀其君”为大逆不道。和孟子特别推崇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定论动笔：“晋灵公好狗而不尚贤，滥杀臣民，赵穿因众怒而杀之，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并又“‘七出’之条，是三纲中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夫纲枷锁，‘无子’与‘恶疾’两条非女子所愿而出之，更加增加妇女的痛苦，是不人道的。”的评论。这不但冒犯了儒圣的尊严；而且触犯了统治阶级皇权的威严和地位。故四厍馆臣的庸儒自然要趋炎附势，在所难免。周群教授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基评传》〉中评述：（刘基）“难称“醇儒”，（宋濂）“经世之略”不及刘基则是事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在文网森严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以在古书中寻章摘句为务，治学的目的在于避世。因此，生活在乾隆年间的《总目》作者，则认为经世是有悖于醇儒规范的。这种判断显然是今人不能苟同的。宋濂、刘基的散文在元末明初各逞风釆当是实情。”并称：“他和宋濂等人的作品代表着明代雅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明代文坛具有骅骝开道之功。”吕立汉教授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千古人豪——刘基传》〉《诗文成就》中评述：“然以今之眼光去审视两家成就，恐刘基当在宋濂之上。”（51）
（二）立军事兵法之言
世人称刘公与古代贤相重臣伊吕比肩，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与其卓荦的军事天才有关。正如洪武九年九月十六日的《祭诚意伯文》中曰：“神筹秘计不可言喻兮，恒决胜于千里。”“虽天道之助佑兮，亦将军之用力也。发踪迹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绩也。”故世有子房之称，孔明之喻。而楊文懿认为刘公超迈于张良、房玄龄，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刘公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其中军事著作《百战奇略》，其搜集了自春秋迄五代一千六百多年间的百例战术，最早的战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绞之战（四十七例、利战），最晩的战例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晉与契丹阳城之战（九十三、风战）。特别在（九十九·好战）警示：“不可以国之大，尽锐佂伐，争战不止，终至败亡，悔无所追。”而且，又在（一百·忘战）。引用唐玄宗时，天下安定时间久了，松懈战备想思，刀枪归库，马放南山，国家不知军备，待发安史之乱，毫无战斗力，社稷几乎危之教训。指出国家既不可穷兵黩武，“好战”，又不能“忘战”。“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內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法曰：天下虽平，忘战必倾。”忘战之战略更称得上是现代和平建设强国强军的典章。《百战奇略》综合历代战争实践经验，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战争的思想方法。它不仅继承、发扬与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而且为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后人探索战争战例、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公《郁离子·省敌》篇，留葆祺先生在《“刘基文化”的现代思考》一文中曰：“刘基在军事方面的建树是最突出的，看看刘基的战略思想，实可为百代之圭臬。《郁离子·省敌》一章，则堪称兵家经典。‘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省敌，的含意是：分化瓦解敌对阵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之敌。进一步还可解释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各个击破等等战略战术的运用。几句话要言不烦，就把克敌制胜的方策说到了最根本的点子上，进而继续升华到‘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而且在战场、商场、政治外交诸多方面加以运用，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赞刘公立言的三昩真谛，“省敌”80字，用了16个“敌”字，一点不拗口。如‘以我之敌敌敌，敌不敌而天下服’，连用5个“敌”字，凭这一奌，古往今来，有几人在语言学上能达到这般地步！的高度评价。（52）
（三）立修身廉洁之言
1 、 刘公元时委高安县丞上任伊始，即立官箴上、中、下三篇，其中立廉政之道：“邦本弗固，庻事咸堕。受寄匪輶，敢不肃祗。刚不可畏，媚不可随。立事惟公，烛诈惟诚。无矜我廉，守所当为。何以简讼？决之使通。何以弭贪？慎检乃躬。去谗斥佞，远吏近民。德以进善，威以挫奸。无为避嫌，以纵无情。”等自勉自律。官箴中有关为官之道的品格、准则及超世纪的“均平财富”，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警世骇俗的政治理念在前“以德养民”中已有例举，在此不再赘述。
2 、 反腐倡廉的散文名篇<<卖柑者言>>,通过卖柑小贩之口,有力地抨击了那些高官厚禄，为官不为民作主的当世权贵，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丑恶本质。该文不但早已被清朝收编进<<古文观止>>,而且成为当代中学语文课本的重点课文。其名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已编入常用成语。
3、 刘公并在《郁离子·神仙》之二中明确指出：贪为恶德，个人贪罪及自身；当官的贪婪不但身败名裂，而且株连族人；君王贪婪将失民心，亡国失天下的严重恶果。并倡导学大圣人周文王一生为民修德行善；和一生忠心耿耿辅佐武王子孙的大忠臣周公；及儒圣孔子等圣人以其贪货财金玉之心而贪仁义道德，则错可明，狂可哲。君子之道并弃财取义，要使天下人都把贪看成是恶德，并憎恨惩罚贪污犯罪等反腐倡廉的名言。诚如明李时勉在《犁眉公集》序称：“其行廉，故其辞蠲洁而清劲。（53）
（四）立教育重德致用之言
1、刘公在元自辞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后，仍关心国家教育，针对时弊积极推广传统儒家为教重德，重德必须人伦之至的教育理论。提出“学以教民明人伦，……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人伦既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偾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哉？”并在《沙班子中兴义垫诗序》中强调教育重德致用论：“予请为子言学。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故师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罗天人，究极古今，旁通物情，达其智也，齐明盛服，非礼勿动，笃其敬也；见恶则违，见善则随，敦其仁也；存心善性，乐道尊德，致其大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尽其细也；忠信谨悫，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闲其外也；诗书六艺，昭其文也；刚毅木讷，培其质也；亲贤友仁，以辅德也；幼幼长长，顺天则也。夫学，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遗乎细；严乎内，不驰乎外；文以藻之，质以干之；于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则。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见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将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将以尽吾心，终吾年。纵不能行于今，庻其或垂于岁后。”
2、人才观。入明后，由于大明始建，治国人才匮乏，在刘公重教启智、育才培德，和任人唯贤、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的人才观思想推动下，朱元璋明初大建学校。明史载：“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并议定科举制度，“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则杂流矣。”又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和刘基所定。”推进了明初教育事业的昌盛（54）
（五）立生态资源环保计划开发之言
1、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资源是自然界——天地所孕育之物。于是，刘公在其企后人以文明之治的名著《郁离子》《天地之盗·“曲取”》中阐明，保护资源，计划开发的发展经济论：“人，天地（自然资源）之盗也（开发）。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次斯穷矣。”即：人，是天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自然界善于生殖森林、矿藏等物产资源，但人们开发利用往往旡度，乱釆滥伐，不知道保护生态环境，不知道有计划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惟只有智慧高超的人才知道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能规划国家掌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潜力，提高开发资源的效率，物尽其用，收益归人们均享。并不是只顾发掘矿藏及其它资源，索取它的财物就完事。并认为：一般庶民就不懂如何合理计划开发利用了，他们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潜力；而是无计划无节制地滥釆乱伐，违背了自然资源发展繁殖的规律，粗暴地摧毁自然资源的生长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大自然资源丧失繁育的功能作用。那么，自然资源必然匮乏，而作为依赖自然资源开发生活的人们也就必然走向穷途没路。所以刘公反对：“发其藏，徒取其物。”“各以其所欲取之，”那么就会“财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故希望有国君统一自然资源权限，牢牢地掌握计划开发利用的权力。
期国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全面发展。《天地之盗》文中倡议，如上古伏羲、神农氏之圣君。国家应有明君：“惇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即国家明君不但要立法、定制，统一资源权属，做好资源开发计划；而且还要坚定执行计划开发规划。并且，应教导民众如何有计划地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我们人类享用。随时利用自然地理特征：高山景点，就筑佛寺、道观等宫殿开发旅游业；低洼之处，就修池塘发展养殖业；江河、大海就行舟，开发航运；有风就扬帆，尽可能利用风力。千方百计因地制宜开发各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天地间的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计划地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得越好，自然资源繁育更旺盛、更充足，人们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民生活愈加富裕。这就是刘公在文中所提倡的：“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计划开发）之无遗焉。而天地之愈慈，庻民之用愈足。”的超世纪的国家对自然资源要计划开发和环保理念。
保护资源，规划开发，不但富民，而且安邦。刘公认为：“是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国家要做好对自然资源保护，有计划地开发资源，人民就业解决了，衣食无扰，社会就会安定。倘若滥釆乱伐而藏竭，开发一旦停止，民众失业，盗贼四起，社稷就混乱。刘公为国计民生，早就注重将农、林、牧、漁、蚕、茶等物产，可发展加工制造业，制作各种生活必须用品，撰著了《多能鄙事》十二卷，其中载有酒谱、茶谱、菜谱、鱼乍谱等制作要领。刘公一生心存国济民生，卓识超前，以致在700年前就期后世文明之治提倡国家要制定法典，规范保护自然资源计划开发，和环保观点。（55）
（六）立哲学思想之言
刘公少年即习《春秋》，师从郑复初习濂洛心法，受伊洛性理之学的浸润较深。周群教授在《刘基评传中》评述：（刘基）“兼融儒道、和会朱陆的思想渊源。”得“濂洛心法”。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而且是理学开山祖师，论学融摄儒道，刘基可谓得其“心法”，”并认为不但“兼综博洽，而有新变的哲学想想。”刘公在《天说上、下》既有宇宙观的唯物哲学思想，“天之质，茫茫然气也，”和“天以气为质。气失其平则变。”又有为推行以德养民的民本思想理念；即灵活运用“格物致知”、“求诸于心”的认识方法，根据中国有史以来封建王朝摧枯拉朽改朝换代的现实，类推出天人感应论，早在《春秋明经》中：曰“天道之应不可诬”，“善恶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应见于上，此天人相互之理也，”。在《天说上》中曰：“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胜，于是乎有恶人焉，”客观地将天人分为：（1）、天属正气，亦天有阴阳、邪正；阳、正即天道，又喻有德之明君与有正义感的人；（2）天有阴邪之气；即暴风骤雨、雷电夜雾；人之阴邪即暴君及歹徒的善恶之分。从而，按照历史无道暴君及恶贯满盈的歹徒自有人民起来推翻惩罚的事实，作出论证曰：“则生于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己。”而且，刘公学措于用，明初为推行民本思想，和攻固大明政权基楚的政治目的，处理冤假积案，以德施政，树立刚建立的大明新政权的影响力，为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势在必行；但当在别无选择的紧要之际，惟有以身犯险，以“天人感应，心诚则灵”，直陈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才起到一定的约束与震憾力，得以庇护数万众的福祉。尽管“天雨”未立即感应。但为大明国祚打下二百八十年基础的长远感应远大于“天雨”。其实，现实的“天人感应”，犹如刑法的追诉期，不是不报，而是时间未到。周群教授在《刘基评传》中评述：“刘基的哲学方法论，借形象以明理，在古代思想中独树旌帜，很具特色。”
刘公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稀罕持殊功能的人，及农村异常出现鬼异现象，有机地与世间万物禀气成形的哲学观点给合起来，根据现实特征客观地进行辦证：（1）、肯定神仙的存在。（2）、神仙是有特殊功能的怪人，或智慧高超的稀有高人。（3）、特殊功能的人虽然通过在深山修炼逍遥自在，可修得比一般人长寿，但绝不会长生不老，与天同休，寿终也会死。因神仙本是“人”。在《郁离子·神仙》中曰：“人，物之灵，夫奚为不能怪变？故神仙，人之变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天以其气分而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异形，则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从其形，生则定矣。惟神仙为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无二。天者，众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刘公对神仙的定论，基本符合《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神仙一词解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超人的能力；比喻能预料或猜透事情的人；比喻逍遥自在，豪无拘束和牵挂的人。”等特征。刘公抑佛，但又遵循客观辨证对鬼论：“既死矣，而又皆为鬼，则尽天地之间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为鬼者，罔也’。”但又不否认现实中有暂现的鬼魂未散的奇异现象，并认为“万一亦有魂离其魄而未遂散者，则亦暂焉，而不能久也。”；信道，而不认为神仙长生不老，只是有奇异功能的人，寿有终极；宗儒，但反对愚忠、评击七出中的悖理；一生以国为重，以民为本，坚持凡是违背天理与人性的决不盲从的原则。刘公的哲学思想即以唯物辨证立论，符合客观。周群教授评述！“总之，刘基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愽洽兼融的特征。”吕立汉教授亦在《千古人豪——刘基传》中评述：“总之，刘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见解，有许多是可取的，值得今人借鉴。”侯外庐先生说刘基是理学史上承前启后具有特出地位的大家；在政治思想上，萧公权先生把刘基与黄宗羲相提并论，一复先秦古学，一开近世风气，其间诸辈，难望项背。留葆祺先生在《“刘基文化”的现代思考》一文中评述：“在哲学上，刘基的论述不乏辨证唯物思想。”、“《拟连珠》”68首，首首都是充满辨证思想的精美小品。”（56）
（七）立开明代诗坛师古之风
刘公是明代寥寥可数的诗文俱佳的作家，现收录于《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的诗、赋、骚、跋、铭、颂、箴、赞、序、记、碑、铭等就有1842首之多（《覆瓿集》1352首、《犁眉公集》256首、《写情集》234首）。“明宣德，嘉议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讲、兼修国史吉水罗汝敬在《覆瓿集》序曰：“嗟夫！先生之心，志于道；先生之道，著于文。人皆知先生觅知当时者以其文，而不知太祖皇帝知先生于俦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高皇帝能尽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辅佐圣神、肇建鸿图者，唯在于道。然则是编也，将以五味之藏，饫斯民于饥顿颠踣者也。覆瓿云乎哉！”明翰林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兼修国史金陵李时勉评述：“伤今悼古，牢笼百态，可以超迈当世者，则于《覆瓿集》见之。”周群教授在《刘基评传》中评说：（覆瓿）“为拯斯民涂炭忧”的感怀之制。
李时勉为《犁眉公集》作序曰：“若夫优游闲雅，托兴微婉，而有以尽其自得之趣者，则于是编见之。其气壮，故其辞雄浑而敦厚；其学愽，故其辞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辞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辞蠲洁而清劲。”周群教授评：（犁眉）“则入明后咨嗟幽忧的遣兴之作”。
明永嘉儒学训导安固紫华山叶蕃叔昌序：“《写情集》者，诚意伯括苍刘先生六引三调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风流文彩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圣主，君臣同心，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垂宪于万世也。先生当是之时，深知天命之有在，其盖世之姿，雄伟之志，用天下国家之心，得不发为千汇万状之奇，而龙翔虎跃也！呜呼！千载之前，千载之后，英迈挺卓，能几人哉？”周群教授评曰：（写情集）“写忧世情怀，抒缱绻之思。”
刘公在诗歌创作中，贯穿了自己以国为重、以民为本的文学思想，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有裨于世教”思想内容充实的讽谕诗。揭露元未政府的腐败、社会矛盾、民生疾苦。刘公诗赋追杜，忧国爱民，忧世感时；除师杜甫外并师韩愈，奇崛险怪的诗风。以致《二鬼》、《玉阶怨》等诗作想象奇幻，构思独特，立意奇妙。正如魏源所说：“公（刘基）与杜韩相近者在性情，非但笔力也。”并评其七古曰：“步骤杜韩”。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评述：“元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四库全书总目》论其诗曰：“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明人王世贞曰：“明兴，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高启，字季迪），声容之壮次及伯温。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羽翼。”钱基愽先生在《明代文学》中称：“（刘基）锐意摹古，独标高格，力追杜韩，而出以沉郁顿挫，遂开明三百年风气。（57）
刘公被世人誉为“一代之宗。”、“千古人豪！”源自自幼勤奋苦学,颖悟绝群,少年即在青田石门洞自学，酷爱读书,且能过目不忘,凡诸子百家、兵法战策、天文地理、阴阳卜筮之书,无所不读,无所不精。刘公并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过较深刻的研究,而在政治、军事、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史载刘公不仅擅文、工诗，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现留存刘公的传世著作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犁眉公集》五卷、《写情集》四卷、《春秋明经》四卷、《多能鄙事》十二卷、《百战奇略（法）》十卷、《灵棋经解》二卷、《天文秘录》一卷、《地理漫兴》三卷、《火龙神器阵法》、《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观象玩占》十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三命奇谈滴天髄》一卷、《演禽图诀》、《金弹子》三卷、《披肝露胆经》一卷、《一粒粟》一卷、《灵城精义》二卷、《注玉尺经》四卷、《佐元直指图解》十卷、《效颦集》、《白猿经风雨占候》一卷等，还有预测天下兴亡,从明、清至民国500多年来朝代更迭之世事预言书《烧饼歌》、《祖训族规》及《春兴八首诗卷》、《唐法藏尺牍跋》、《苏轼乐地帖跋》、《陆柬之文赋跋》、龙池竞度图题跋》，《蜀川图》，《客窗夜话曲》等书画文学艺术著述。内容涉及哲学、政 治、经济、军事、谋略、文学、教育、人才、历史、天文、地理、堪舆、阴阳卜筮、管理、法律、建筑、书法、历法、六壬遁甲等体裁之全，著作之多慰为壮观。刘公的论著是经过元末明兴实践检验过的智慧结晶，就思想而言，其著作中闪耀出唯物辦证的哲学观、重德致用的教育观、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保护开发的生态环保观、全面开发的经济发展观、以义取利的经商观，以民为本、修德省刑、官谓民牧，上下无蔽、推余补不足的经世治国理念、以战止战的军事思想，以及天下贵大同的和谐社会观等都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富有现实意义。对刘公的文学成就，古今正义的学者均给予高度评价，明洪武九年九月十六日的《祭诚意伯文》即概悼：“古之人图夫不朽兮，惟立功与立言。建茂勋于开国兮，况著述之必传。秉二美而并载兮，流芳蔼于青史。永鸿名于无斁兮，亘万古其犹不死。”诚如明杨守陈在《重锓诚意伯文集序》称:“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是千古人豪也!”
七百多年来,由于刘公”三不朽”的伟人风范备受赞誉，间气伟人崇高品德在我国社会各层面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以致成为独特的文化—刘基文化。刘基文化的内涵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建筑、书法、民俗、堪舆学等等。本于儒学而以入世致用为旨归的刘基文化是华夏文明主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刘公“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的崇高形象穿越时空,永远值得世人借鉴学习。（58）
【注释】
⑴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永垂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⑵、（《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忧怀》）、《明史·刘基传》
（3）（《文集》《郁离子》笫一章千里马之七、《苦热行》之二，）
⑷《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明］李濂：《书郁离子后》明嘉靖三十五年镗刻本《刘宋二子》。
⑸（《诚意伯刘先生文集》、《郁离子》〈春秋明经〉〈田家〉〈官箴〉）
（《诚意伯刘先生文集》、《诏书》《拟连珠》之六十七。）《诚意伯祠堂记》
（《诚意伯刘先生文集》、《送谢教授序》、《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明史》巻七十《选举二》
（《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北上感怀〉〈唱和集〉）《明史·刘基传》
《明史·刘基传》
（《诚意伯刘先生文集》《通天台赋》《官箴》《行状》），（《上高安县志》卷八。
（《诚意伯文集》《郁离子》《官箴上》《春秋明经》《拟连诛》）、《明史·刘基传》（载钟星评点本《刘文成公集》）
（《文集》《郁离子》笫十七章《羹霍》之六“七出）
（《文集》《二鬼》）、《刘伯温民间传说集成》《畲乡景宁实录·景宁中国香菇之乡”的由来》、《太祖实录·刘基传》
（《高安县志》卷八）、（《诚意伯文集》感时述事、行状）
《卖柑者言》、《明史·刘基传》
《明史·刘基传》、《行状》《太祖实录·刘基传》、（《郁离子》神仙之二）
《明史·刘基传》《行状》
《阁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行状》《袭封诚意伯诰券
《明史·刘基传》《诚意伯诰》、《抒解〈百战奇法〉与〈百战奇略〉一书两名的隐讳》、《追赠太师文成诰
《明史·刘基传》、（《刘伯温研究》〈一代伟人名垂千古〉）
（《文集》《郁离子》〈拟连珠〉）、《祭诚意伯文》、《左传文十八年》、（《文集》、〈养志斋记〉、《郁离子》）
（《郁离子》第十三章，〈公孙无人·之三〉“良心”）
（《文集》·〈孝友堂记〉）
《春秋明经》、《刘氏祖训》、（诚意伯庙《通天地人》匾额）《易·说卦
《明史·刘基传》〈（明）叶式《题诚意伯刘公集》见清乾隆十一年南田果育堂刊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二十卷卷首〉、〈（清）张汝瑚《刘文成先生集序》〉《御讳书》、《御宝诏书》
《故诚意伯刘公行状》
《弘文馆学士诰》、《明史·刘基传》、（明武宗《钦赐祭文》）、《袭封诚意伯诰券》
《明史·刘基传》、《续通鉴》卷二十五、《行状》
《明史·刘基传》、
《故诚意伯刘公行状》
《明史·刘基传》
《御制慰书》、《行状》《明史·刘基传》
《明史·刘基传》、《行状》
《故诚意伯刘公行状》
《故诚意伯刘公行状》
《太祖实录·刘基传》、〈（明 ）刘振《国初事迹》丛书集成初编本、〉《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刘基传》〈刘裔第二十一代隐匿传承《百战奇略》传承人刘珵颉授二十代隐匿传承人陈静仁（家母，即监护人）相传。〉
《宾退录》、《遵闻录》、《国朝典故》、《明史·刘基传》、《追赠太师谥文成诰
《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祭诚意伯文》、《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八四“宜大展兵威”
《诚意伯刘公行状》、《祭诚意伯文
（41）《明史·刘基传》、清乾隆《浙江通志》卷九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明史》卷八九，盂森，《明清史讲义》（上）〉
（42）（《明史》卷九三’［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文部·浙三大功臣传》）
（43）《明史》卷七十《选举二》、《杭州富阳县修文庙学宫记》、《诸暨州重修州学记》
（44）《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八三。《剪烛丛编》、（45）《明史·刘基传》
（4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袭封诚意伯诰券。
（47）《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明史·刘基传》
（48）《明史·刘基传》、（《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八四）、〈（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八八〉
（49）杨国庆：《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
（50）《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四。［明］俞妆楫：《礼部志稿》卷五九。《郁离子序》
（51）《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明史·刘基传》、〈第三届刘基文化研讨会丛书〉、（《四厍全书》卷一六九）、《刘基评传》、《千古人豪—刘基》
（52）《百战奇略》、《郁离子·省敌》
（53）（《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官箴上、下》、《卖柑者言》、《郁离子》神仙·之二）、《犁眉公集序》
（54）《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沙子班中兴义塾诗序》、（《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卷七十，《选举二》。
（55）《郁离子·天地之盗》、《多能鄙事》
（56）《刘基评传》、《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千古人豪—刘基》、（留葆祺《刘基文化的现代思考》）。
（57）《刘基评传》、《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千古人豪—刘基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引，四库全书。）、（沈德潜《明诗别裁》）、（《刘文成公诗钞》评语，清夜斋抄本。）（钱基博《明代文学》）
（58）《诚意伯刘先生文集》、《祭诚意伯文》
《重锓诚意伯文集序》、（毛佩诪《刘基何以成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