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事迹考述》考问之一
一
刘基避难绍兴，写有五言诗《天寿节，同诸寓臣拜于宝林寺。礼毕，登槃翠轩，分韵得稽字》。至正十四年或十五年的四月十七，刘基以“寓臣”的身份，在其住处南园附近的宝林寺参加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生日（天寿节）庆贺礼。礼毕，刘基和其他“寓臣”们受宝林寺住持别峰上人之邀，到其槃翠轩宴会，并分韵赋诗。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
诗中有云：“太师祇园英，聪明实神启。”杨讷先生说，这里的“太师”就是指当时的丞相脱脱。他说，“太师祇园英，聪明实神启”，就是说刘基“特别称颂太师脱脱如佛国祇园中聪明神启的精英”。在确定“太师”就是脱脱的基础上，杨先生接着大谈脱脱其人其事，特别是针对刘基他们对脱脱的称颂，批评刘基他们的不正确的政治立场。
二
是的，太师乃古三公之最尊者，周置，为辅弼国君之官，后世相沿，为重官加衔，作为最高荣典以示恩宠，并无实职。而至正十二年，脱脱确实被命为太师。所以，称脱脱为太师当然是对的。
但，这诗里的“太师”，真的是指太师脱脱？其实并不是。
太师除了官名，也还有称年高有德的大和尚的。这样的称呼起码在元代以前的金朝就有，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君瑞敬身，太师忙答”便是；又如元代无名氏《听猿经》第三节说：“太师一一问根牙，小生也曾得有志贯京华”，这太师也是指年高有德的大和尚。可见，金元以来，称呼年高有德大和尚为太师的，已是普遍现象。难怪，我国公认的“四大辞书”之一的《汉语大词典》，就收录了“太师”是“年高大德的大和尚”的这个义项。
其实啊，刘基的这诗里的“太师”，正是指那个年高有德又热情好客的大和尚，他，就是别峰上人！
三
这可从对这诗的整体分析中看出。
为便于探讨，我还是将全诗抄录于下，并据诗意略作分节：
宿雨霁初节，群山绿如洗。流霞绚琳宇，旭日射丹棨。
鸣钟趋梵宫，焚香望天陛。遥遥蜂螘忱，惓惓葵藿礼。
万年主寿长，百拜臣首稽。
竣事陟华轩，敦情属芳醴。太师祗园英，聪明实神启。
诸公俱俊髦，文藻压班祢。肃雍周簠簋，古怪夏追蠡。
鹿鸣歌蘋蒿，鱼丽咏鲂鳢。剑气星有辉，珠光海无底。
嘉会非寻常，令德更岂弟。澄心映空旷，涤虑俯清泚。
看竹风泠泠，折花露泥泥。
纡徐睇溟瀼，缅邈想淮济。巍巍世皇业，乔岳深根柢。
螳蜋亢齐斧，碎首堪立徯。农郊卜甘岁，已喜先抽荠。
层楼盻北极，祥光应周髀。中山致麯蘗，东吴来秫米。
宴酺定有期，玉釭浮盎醍。
第一节，略写当日的庆贺礼情况。这是下面抒情写意的由头，起着点题作用。而全诗的重点则是第二节和第三节。
第二节是写“寓臣”们受宝林寺住持别峰上人之邀到其槃翠轩小酌，并分韵赋诗的情况的。
“峻事陟华轩，敦请属芳醴”，是说生日庆祝完后，别峰上人就邀请刘基他们登上他的“华轩”（槃翠轩）小酌一番了。槃翠轩是别峰上人重建的，平时是“以游息四方之文学士”的，对别峰上人的热情招待，刘基他们当然要感谢感谢他的；而别峰上人也是“既住宝林十又七年”了，是个“道德高隆”的人，刘基他们是应该要歌颂歌颂他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诗句：“太师祇园英，聪明实神启”。我们的太师实在是佛国祇园中聪明神启的精英啊！这里的“太师”，还不会是别峰上人的吗？怎么刘基突然赞颂起跟请客吃饭毫无关系的脱脱来了呢？
感谢赞颂过主人，接着就要赞颂那班受邀的文学士们了：“诸公俱俊髦，文藻压班祢”，各位也都是才智杰出之士啊，文采压倒了像班固祢衡一类的大文豪呢。总起这两句后，刘基就描述起赋诗饮酒和游玩的具体情景了。总之是说，主人和嘉宾都很厉害，主人招待很周到，大家玩得也很开心。
若是只赞颂嘉宾而不突出点赞一下热情好客的主人，是说得过去的吗？刘基他们的情商哪里去了呢？“太师祇园英”里的这个“太师”，还不是别峰上人的吗？
至于第三节，是给在座的各位打气的，说虽是时局维艰，天下动乱了，但前途还是光明的，大家树立信心吧！对此，我就不多作分析了。
四
还有，“祇园”本就是佛寺的代称，是可作佛界讲的。说别峰上人这大和尚是佛界中的杰出人物顺理成章，而将陈述句理解成比喻句，将当朝太师比喻成佛界人物，则于理不通。
而事实上，脱脱跟佛教本就没什么关系。《元史》脱脱传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脱脱是曾主持过“宣政院事”的，这“宣政院”是管理佛教事务的国家级机构。期间，全国各寺院的“主僧”联名要求恢复“僧司”，并且说：撤了“僧司”后，我们被郡县管着，日子难过，如坐地狱啊！你猜脱脱怎么回应？他说：若是恢复“僧司”，不就等于在原来的地狱上又设了个更大的地狱吗？免了吧！
像脱脱这样的一个人物，能说他是“祇园英”吗？
当然，杨先生对自己认定的“太师”就是“脱脱”的观点，也还是有过犹豫的，他说：“在一首为皇帝祝寿的诗里本来没有必要兼颂太师（脱脱）”的。可为什么说刘基笔下的“太师”会是“脱脱”呢？他解释说：“如果刘基不是由衷地钦佩脱脱，他不会这么写。”也就是说，由于刘基爱丞相脱脱爱得太过了，也就做出了本来没有必要兼颂脱脱而又偏偏兼颂脱脱的反常举措来。像这样的解释，能讲得通？
既然这里的“太师”不是脱脱，而就是那个大德高僧别峰上人，那么，杨先生接着介绍、评价脱脱和批评刘基政治立场的十余页的文字，也就落了空。
不过，这十余页多余的文字，也并不是完全的多余，也还有值得一议的——
五
杨先生对太师脱脱的评价也实在是够严酷的。
脱脱本是公认的元代贤相，我就不再称引主编《元史》的宋濂他们对他的崇高评价了，单就来说说脱脱的下面这么几件事吧：
一是打倒伯颜。十三岁的顺帝登基后，就成了权臣们的傀儡了。在伯颜当权的八年时间里，停罢科举，仇视汉人，滥杀无辜，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元史》本传说伯颜“弘毅深沉，明达果断”，也算是个厉害人物。可在脱脱的策划下，把他搞倒了。这很不简单。
二是恢复科举。元朝的科举取士到了刘基考上进士的那一科后，却被那可恨的伯颜宣布废止了。打倒伯颜后，脱脱又叫顺帝恢复了科举，从此连续九科从未间断，直到元朝灭亡的前两年。
三是编写宋、辽、金史。由于定哪一国为正统，长期总是争论不休，以致影响了三史的编撰。脱脱却是一锤定音：争什么嘞，三个国家都是正统的，像系年什么的，各顾各的呗！这就保证了三史能在两年之内正常完成。
四是治理黄河。元朝，黄河不时地发生溃溢，特别是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一直下了二十多天的大雨，河水暴涨，平地水深二丈多，冲决了北岸的白茅堤；六月，还是下雨，又冲决了北岸的金堤。这样，黄河下游北岸的百姓就遭殃了。水势还沿入会通河运河，影响到了山东的济南、河间，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破坏了漕运和盐场，直接影响到元政府的国库收入。再加上第二年的大旱和瘟疫，百姓死去了大半，是“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了。治理黄河，势在必行！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宣布了治理黄河计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让黄河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这项工程是前人从没干过的，当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但顺帝和脱脱是铁下决心了，任命贾鲁（这人，我们从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熟悉了他）为总治河防使，发动了十七万士兵和乡民，堵塞决口，让黄河归于故道。工程从五月开始，十二月胜利完工。欧阳玄（著名书法家）代表官方撰写《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成就，以示庆祝。
对上面的前三点，杨先生都轻易地予以否决：“当时有人称脱脱的施政为‘更化’，意即更改伯颜旧政”，“但是，认真推敲，对所谓的‘更化’是不宜评价过高的。”这还算有他自己的讲法，我就不多论说了。而对脱脱治理黄河的功劳也都予以否定了，就很是讲不过去；杨先生批评说：“治理黄河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当时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
我们应该肯定，治理黄河是脱脱的一项大胆举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亮点工程”，体现了脱脱的敢于担当的精神，很是难得。而杨先生却进行了批评，其理由竟然是：“在贪官污吏横行的当时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
我们要问杨先生：当时的黄河是该治理呢还是不该治理？治理黄河当然总会加重人民负担的，但因加重人民负担就任由河水泛滥滔天？政府该不该有治理的责任？在贪官污吏横行的时期，就都不该治理黄河？贪官污吏横行能是反对治理黄河的正当理由？
六
杨先生是研究农民起义史的著名专家，对农民起义是情有独钟的。正如他所指出的，脱脱攻破芝麻李农民军的据点徐州后，竟搬出百年前蒙古军攻城略地时的老办法，“屠其城”，手段是极其残忍的。脱脱还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伐高邮张士诚起义军，连战皆捷，若以如此势头下去，说不定全国农民起事会被扑灭。而眼见高邮将下，幸亏顺帝忌脱脱权力过重，突然下诏责脱脱“老师费财”，削脱脱官爵，夺其兵权。百万大军一时四散，高邮转危为安。
对此，杨讷先生发表评论说：“这里我要提请读者注意，包括刘基在内的汉族儒士在称赞脱脱时大多无视他屠杀徐州人民的行为，这些儒士看重的是自己和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故而在他们心目中徐州人民的生命远不如三年一开的科场取士重要，这就叫阶级局限。现今赞扬刘基具有‘民本’思想的文章不少；我以为，在赞扬刘基的‘民本’思想时至少要把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考虑进去。”
是的，统治者镇压民众的造反一贯是残酷的，这就叫阶级斗争。刘基是曾反对和镇压过民众造反的，用杨讷先生的话说是“助石抹宜孙镇压（处州）境内的小股民变”。杨讷先生倒是把刘基反对和镇压农民起事的事实缩小不少了。其实，刘基反对和镇压民众暴动的“贡献”是蛮大蛮多的。先是反对招安方国珍，很是卖力；再就是镇压他的同乡“黄坛贼”吴成七。吴成七起事绝不是像杨先生所说的是处州的“小股民变”，吴成七是当时浙南的最大“山寇”，除了“海盗”方国珍，就数是他的了。关于这点，会有另文论述。
但我国封建时代，可以说所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绝无真正的农民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这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几乎全是反对民众造反的。这样，难道所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没什么民本思想可言？对他们的民本思想都需大打折扣？中国思想史里，就不该强调传统的优良的民本思想？
而刘基，虽是反对和镇压过民众造反的，但他对民众的造反和民众的命运却是多有理解和同情。一是分析民众造反的原因在于官府，二是哀悯天下大乱下苍生的悲惨命运。杨讷先生实在还没拿出刘基是赞同脱脱对徐州屠城的证据，我想刘基也不可能会赞同屠城行为。所以，现今不少文章赞扬刘基具有民本思想，基本上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刘基反对和镇压过民众造反就怀疑他的民本思想和降低他的民本思想的价值。
至于由于脱脱对徐州的屠城，从而批评刘基他们对脱脱恢复科举的拥护，说“这些儒士看重的是自己和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故而在他们心目中徐州人民的生命远不如三年一开的科场取士重要，这就叫阶级局限”，就显得太牵强附会了。
一句话，不能因为刘基他们赞扬贤相脱脱，就批评刘基他们的政治立场。更何况，诗里赞颂的太师根本也就不是指脱脱。
七
最后，我再补充两点。
杨先生说：“顺帝妥欢帖睦儿生于延祐七年（1320）四月丙寅（十七日），刘基的诗没有提到写作年份，但根据诗中对‘太师’脱脱的赞颂，可以断定诗写于至正十四年，因为脱脱在同年底便被罢黜，刘基的诗不可能写于十五年四月。”如前所述，既然诗里的“太师”不是指脱脱，也就不能排除这诗有写于至正十五年四月的可能。
还有，杨先生的写作本是以干脆利落著称的，《刘基事迹考述》一书的行文从总体上讲也很是洗练。但由于老先生误解了诗中“太师”的所指，也就无形里多出了十余页的文字，行文显得有点拖拉，影响了本书固有的文风，该算是一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