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基的两个“悲情”问题
陈胜华
一
杨讷先生认为，所谓刘基的受“羁管”和自杀，都是《行状》作者捏造的“悲情”。
先看“羁管”。所谓“羁管”，就是拘禁管束的意思。
刘基在台州一带招讨方国珍后，离开台州到绍兴去了。《行状》说，朝廷“乃驳公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帖里帖木耳左丞辈，羁管公于绍兴。”杨讷先生指出，说刘基被“羁管”绍兴不合历史事实。对此，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亦曾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跟杨讷先生相同的观点：刘基不是“羁管绍兴”。
这里，我顺便再提供一条杨讷先生已是提及但尚未加注意的材料，也是能证明刘基不是“羁管”绍兴的，那就是《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是的，此文写于至正十三年十月，而我们更认为，乃写于是年是月的方国珍复叛之后。文中多次指称方国珍为“贼”：“贼遂纵火焚郭外民舍，楼并毁”，“贼闻之，因温州守帅吴世显纳款请降”。可称方国珍为“贼”的，只能在此年的方国珍招安之前和方国珍背叛之后。因为已受招安期间的方国珍是不可能被指称为“贼”的，特别是为天妃庙写碑记，更是不可随便指称。而重建天妃庙是在“海上既宁”、“今人既获定”之时，“庙成”是“乃十月己酉”，即十月十五日。杨讷先生前已引述的《元史》那条材料说，这一年的十月，朝廷授予方国珍兄弟官职后，是“国珍疑惧，不受命”的。故知此文写于“国珍疑惧，不受命”之后，即是月的元廷与方国珍翻脸之后。我们知道，《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是为由政府主持的重建工程天妃庙而写的，如此重要的碑文，只能是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威信的人物才有资格去写，最起码，撰写者刘基是个无罪之人。可见，刘基此时仍处“都事”之职。既然此时的刘基是有资格写碑文的，怎么突然又被“羁管”于绍兴呢？这是说不通的。
那刘基为什么要到绍兴去？是避乱绍兴。具体讲，是为了避他的同乡、当时浙南“第一山寇”吴成七的祸乱到绍兴去。这一点，也是我们与杨讷先生的共识。
但是，事情却没这么简单：刘基不是“羁管”绍兴，不等于刘基就没受到“羁管”。
二
元廷招讨方国珍的任务还遥遥无期，刘基怎么就离开台州了呢？这个，还需考究一下。
刘基写有《送顺师住持瑞岩寺序》，说自己至正十二年，他“奉省檄佐戎浙东”，听到温州有个名叫横舟和尚的，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于是很礼貌地把他请到台州来。第二年，方国珍纳款请降了，这样，那些“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以兵事进”，就是反对招安方国珍的意思，而“措弗用”就是被措置不受重用的意思。横舟和尚就是其中“措弗用”的一个。可见，当时形成了招安和反招安两派，甚至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刘基和横舟和尚就属于反招安派。
再顺便提下，这次离开台州军事岗位的，是横舟和尚而不是刘基。而杨讷先生说：“他（刘基）本来是‘奉省檄佐戎浙东’的，及至‘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便离开了台州”。这是不确的。因为，这篇文章是刘基为横舟和尚写的送别序言，是横舟和尚“将行，请予言”的。
我还觉得奇怪，杨讷先生一边说当时“不存在帖里帖木耳、刘基等反对招安方氏的事情”，一边又说：“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刘基“便离开了台州”。这不又是说刘基因反对招安方国珍而离开台州的吗？
是的，刘基正是因为反对招安方国珍而离开台州的。
属于反招安派的，据我所知，除了刘基、横舟和尚，还有个温州平阳人周宗道。他临离开台州前，来扣刘基的军门，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为此刘基写有《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的长诗。诗里有云：“众鸟各自飞，孤鸾独彷徨”，可见，反招安派已基本四散；刘基又云：“子去慎所适，我亦行归藏。”兄弟啊，一路顺风，多多保重！我也将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好过我的隐藏日子了！
至正十三年末，刘基写有《遣怀》诗，这应该是他在台州留下的最后一首。这时候，他是“顾瞻望九州，欲去惑东西”，“援琴奏将归，日暮增惨凄”，而他这时正身体有病，故有“肓飙正滃郁，孤凤将安栖”之叹。但他也透露了应该去的方向：“梦登舜苍梧，遥望禹会稽”，那就是绍兴。
十多年前，浙江萧山刘宪宽先生寄来《萧山丛书》中苏伯衡《跋刘伯温手帖后》一文，内有云：“既而左丞丧师被谴，先生亦自投劾而去，奉太夫人侨于越，扁舟来往鉴湖、湘湖之间。” 这段话，除了证明刘基后来不是羁管绍兴外，还包含着其他丰富的信息，至少有下面两点：
第一，“既而左丞丧师被谴”，帖里帖木耳确实是反对招安方国珍的。他这时是“被谴”，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告处分之类吧，还没被罢官。第二，“先生亦自投劾而去”，刘基的离开台州不是因为招讨方国珍的任务已完成，官方军队全部自行解散或部分解散了，他在解散之列，而是“投劾而去”的。“投劾”，就是呈递引罪自责的辞呈的意思。
据此文说，作者父亲是刘基的朋友；《明史》也载，“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与焉”，作者还和刘基是同事。可见，苏伯衡对刘基的行迹是相当熟悉的，这条材料的可信度很高。
至此，刘基离开台州的真相已大白：他是因为反对招安方国珍而受到排斥打压，愤而辞官而去。
三
那么，刘基到底受到了哪些的排挤打压？
上面说过，是“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的。刘基和横舟和尚他们一样，都是“以兵事进者”，当然也是被“措弗用”的。
刘基是进士出身，文笔很好，性格刚正，责任心强，他又是办公室主任（都事），提建议是他的本分。于是，他就不断地向上级提反对招安方国珍的建议。关于这事，刘基的诗文里多有提及和透露。如前所引的“峨峨九阳门，卫以豹与虎。微微蝼蚁忱，郁郁不得吐”“养枭殈凤天所厌，谁能抗疏回宸衷”等等即是。可见，《行状》的下面叙述并不虚：“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抚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燕京”。由于朝廷权臣受了方国珍的贿，于是“乃驳公所议”，又由于刘基反对招安态度坚决，跟当局离心离德，当局就“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把他“羁管”起来了。当然不是“羁管于绍兴”，这个“羁管”也是临时性的。
可见，刘基“羁管绍兴”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它的事实基础的，只是被《行状》作者张冠李戴了，将“羁管”台州当作了“羁管”绍兴。说刘基受到“羁管”，绝不是他们的无中生有，故意制造悲情。
还有，更不可将刘基的所谓“羁管绍兴”和刘基反对招安方国珍相捆绑，说刘基没有“羁管”绍兴就是刘基没有反对招安方国珍。
四
杨讷先生认为，《行状》里记载的刘基的自杀，也是刘基后人存心制造的“悲情”。
刘基自杀的具体情形，黄伯生《刘公行状》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公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沮之。门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岂公自经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气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刘基发愤痛哭，吐血多达数升，决定了结自己的生命。他的仆人叶性等力加阻止，他的学生密里沙劝解说：“当今社会是非颠倒，您哪可像匹夫匹妇一样自经于沟读之中？死得还不是时候！况且，太夫人还健在，她将来依靠谁呢？”大家拼命地把他抱住，最后才没有死成。但从此刘基就患上了一种叫“痰气”的疾病。这“痰气”就是轻度中风吧？
杨讷先生否定刘基自杀的事实，是基于这样的推理：《行状》关于帖里帖木儿、刘基因反对招安方氏而得罪的说法，完全出于臆造，刘基对招安方国珍是乐观其成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发生刘基受处理的事；既然刘基没受处理，又哪来的自杀？
这个推理的过程是严密的，但它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错的。正如前面我们所论，刘基是坚决反对招安方国珍的，刘基又是曾受过处分的。大前提错小前提都错，推理过程不管怎么严密，结论必错。
杨讷先生认为，《行状》捏造刘基自杀事件，是故意制造“悲情”，是为了树立刘基的高大形象。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提供个有趣的小事：早期的《行状》里都是有刘基自杀这个情节的，可后来的一些刘基文集版本，把这个内容删去了，如林家骊点校的《刘基集》中附录的《行状》就是如此。可见后来崇拜刘基的人们，是觉得自杀一事是有损刘基的伟大形象的。
另外，关于刘基的自杀，明人张时彻的《刘公神道碑铭》、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焦竑所辑的《熙朝名臣实录》、王世贞的《浙江三大功臣传》、清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钱谦益所辑的《列朝诗话》、徐开任所辑的《明名臣言行录》及清道光《会稽县志稿·寓贤》中也都有记载，可见得到了后人的普遍认可。对此，我们不可轻易给予否定。
总之，《行状》里记载的刘基反对招安方国珍的那段文字，除细节有些出入外，基本是符合事实的。